言论

华教从“荆棘载途”到“举步艰辛”/骆志辉

我国华文教育的“抗争史”,可追溯到204年前,1819年第一所华文学院(五福书院)成立于槟城,1958年接受改制为政府半津贴“国民型(华文)小学”,并改名为“商务国民型(华文)小学”,延用至今。

上世纪30年代,我国的华文学校一度成为海外抗日文学的重要基地,直至日治时代,华校被迫全面关闭。日本投降,二战结束,马来亚华校恢复往日繁荣景象,华校、学生与教师剧增。

英殖民遗毒:巴恩报告书

英国重返马来亚,适逢由前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风起云涌,它要在全世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资本主义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

当时中国内战,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国民党节节败退,英国殖民政府担心马来亚被“赤化”,于是就认定华人必定支持共产党。

1951年,殖民地政府制定“马来亚联合邦”新宪法,拟定“巴恩报告书”,确定马来人全面优先的特殊地位,并且在文化教育方面颁布一系列“马来化教育”的法令与政策,试图把马来亚华人与中国的脐带关系切断。

报告书更强调马来亚政府可用国民学校取代华文学校,用英文或马来文教育来消灭华文及淡米尔文教育。

华教先锋斗争不屈不挠

为保持民族教育及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1954年,华文教育工作者联合成立“董教总”,配合其他华人社团和乡团向殖民政府及后来的马来西亚政府表达诉求。

1961年,被尊称为我国华族“族魂”的林连玉领导董教总强烈反对1960年“达立报告书”(强迫华校改制并赋予教育部长巨大权力可单方面决定为任何学校改制),同时也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因为它删除了1957年教育法令里“维护及扶持我国其他族群语文和文化的发展”的字眼。

马来西亚唯一代表华人的政党马华拒绝召开三大机构(马华、教育部与董教总)协调会议。李三春、李孝友及时任教育部长拉曼达立等人还利用媒体大力宣传华文中学改制的好处。

1961年,在董教总坚持母语教学的理念,在没有任何政府的津贴补助下,60所华文独立中学应运而生。

1964年11月16日,林连玉被褫夺了公民权及吊销了他的教师注册证。

1987年,教育部指派不具华文资格(有者甚至不谙华语)的教师出任华小行政高职,引起强烈抗议,沈慕羽号召华教人士在吉隆坡天后宫举行大会,要求政府马上调走不合适人员。

此举马上引起巫统不满。同年,政府展开“茅草行动”,扣留了沈慕羽长达8个月。

2012年,董教总公开文件指马华在1995年基于团结原则与国阵达成协议,决定“维持现状,不承认统考”。

我们要永远铭记,林连玉、沈慕羽等人捍卫华教的贡献。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承认“统考”文凭、制度化拨款华文独中似乎已成为政客们拿来消费华裔选民的话题。

4月20日,终于迎来不在财政预算案里的拨款:1575万令吉,每所独中平均分到25万令吉。不过,盖一所学校,宣传MADANI口号都不只花费1500万令吉,何况是63所为国家作育英才的独中,有目共睹无数独中毕业生扬名海内外,成就非凡,为国争光。

华社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不容置疑,华社无不期望国家所给予的回馈是相符的。 

为什么华社要保存“微型华小”,因为关一所就少一所。就算在华人人口密集的地区,不是微型华小也会面对逼迁问题,例如“白沙罗华小”事件,历经长达8年的争取才得以保存原校,并改名为“白沙罗中华小学”。

教育部通令全国华小不能把应届毕业生名单外泄,华中华小师资短缺的问题终年累月无法解决,同样不在“大马教育政策”底下的“国际学校”,却到处林立并大量招收本地学生。这种种行为,叫华文教育情何以堪?

政治人物声称:“国家经济不好,这次拨款是政府最大的诚意了,待经济好转,政府甚至会考虑制度化拨款给独中。”

这不好说,只能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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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要强国不能靠直觉/骆志辉

人民群众面对三高:高通胀、高利率和高失业率,加上马币贬值,人民的生活已经苦不堪言,团结政府似乎无计可施,除了用“授人以鱼”的方式,就是不断释放利好信息。

政府作为领头羊,反而成为三高的“始作俑者”,加薪、设定最低薪资、增加税务、减少津贴、贷款利率高居不下,这些都是造成三高的“罪魁祸首”。

特定行业加薪和设定太高的最低工资,会逼使需求不足行业无法跟进,也无法压低工资,只好减少产量或倒闭,导致了失业浪潮。

政府高喊往高科技工业转型,但又无法拿出教育培训配套,雇主找不到具备资格的人才,后果是发生结构性的失业。

可参照国外控制通胀

增加税务,减少民生用品补贴,马币贬值,肯定会引起通货膨胀,令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大马的物价已经脱离经济学上供需的范畴,政府没有一套良好的物价监督机制,不是单凭直觉“喝不起5令吉的咖啡,去找2令吉的喝吧!”就能解决问题。

国外控制通胀稳定物价成功的案例:政府召集进口商、批发商及零售商进行三方会议,应对艰难时刻,政府牺牲部分税收,给进口商3至5年时间,部分商品免除进口税,批发商则获得运输成本的补贴,零售商商品售价受到监督与控制。

外资要不要来,除了对大马经济前景、劳动力素质、优惠配套等作出评估,极端言论与行为、政府的保守政策、繁文缛节和朝令夕改的管理态度,都是令外资却步的原因。

所谓“商人无祖国”,不要天真直觉认为只要外资来了,就能立竿见影改善经济;他们为利益而来,也可以为利益而离去。

我国得天独厚,土地肥沃,天然资源丰富,人民善良淳朴,引来不少侵略者的觑觎,而历经葡萄牙、荷兰的侵略,英国171年的殖民统治、日本3年8个月的蹂躏,好不容易“马来亚”独立了,但也很快迎来了一群披着“民族精英”或“政治精英”的“掠夺者”,他们利用人民群众善良淳朴的本性制造民族仇恨,分裂民族融合,来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

不久前,在国家反贪策略研讨会上,反贪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占巴基表示,从2018年至去年,5年期间我国因贪污腐败就损失了2770亿令吉,平均每年损失554亿令吉。这只是台面上的数字,实际上的数目可能有数倍之多。

对付贪官需严刑峻法

大马国家石油公司身为政府最大收入来源的单一集团,每年也只不过贡献200至500亿令吉税收,贪污腐败损失的金额比它还多,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团结政府应该明白,只要能堵住贪污腐败、滥权和私相授受这缺口,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对付贪官污吏,唯有执行严刑峻法。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大会上并没有发表他惯常慷慨激昂的演说,倘若当时他能拿出勇气面对全体反贪官员信心喊话:“准备100副棺材,99副给贪官污吏,1副留给自己”,相信会得到许多人赞赏。

一个成功的国家不会靠直觉去解决问题,而是面对事实,用思维作出判断,寻找最佳方案,使国家繁荣富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国必须从教育、就业到创业,作出制度上的改革,取消一切不符合人性的不公平政策,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国家才能迎来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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