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年代，各国纷纷出台的重要经济政策，主要是保住高端制造业领域。例如，最近越南政府在该国疫情升温时，下令苹果、三星等跨国科技零件供应企业在工厂内建造临时宿舍，确保员工从工作到吃饭睡觉都在工厂范围内，避免社区感染蔓延到生产线，进而影响到全球供应链中断。

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职场实行类似的“安全工作泡泡”防疫隔离制度，但我国政府在疫情严峻期间允许制造业关键领域继续营运，却成为“政治不正确”的火爆议题。不断涌现的制造业职场感染群数据，让“关闭工厂”之声不绝于耳。

虽有资料显示，从时间点来看，感染源头主要始于佳节期间允许的市集和社区集会活动，加上工厂比起社区更容易进行大规模定期筛检，形成制造业是“罪魁祸首”的公众印象。但是，对于无法营运的其他产业人士来说，政府“独厚”制造业、无法压下确诊数字而“被逼陪葬”的不忿心理，才是民怨汹涌的主因。

此外，政策执行和执法过程，还有部门政治人物的负面形象，在这个凡事都很容易政治化和种族化的国度，很快就在各语文社交媒体上掀起风波。

无论如何，在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我们必须理解，为何政府要顶住巨大的民意压力让制造业在疫情中运作？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以贸易立国为主要国策的马来西亚，政府防疫和拼经济并重的决策，基本上和世界其他制造业大国同步，疫情再严峻，也要优先保住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制造业。

大马供应链举足轻重

签订多项自由贸易协定、参与多个国际关贸组织的马来西亚，在半导体、尖端通讯器材的供应链上居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一旦疫情影响到高科技制造业领域的生产线，牵动到整个国际供应链的格局，就会导致国家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上承受压力，如最近欧美日商会就我国防疫措施影响到他们的商业利益发表公开声明。

制造业为何非常重要？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在1791年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就说明：“不仅财富，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都与制造业和繁荣有相当重要的关系。为了实现这些伟大目标，每个国家必须努力设法在本国拥有一切必须的供应品。”按照汉密尔顿的观点，国家的实力和制造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改变本国经济的性质，从而改变本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指的是政府积极应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对某些特定产业予以扶持，主要就是高科技、技术密集型产业，因为只有这个产业具备了经济争霸的所有条件，不仅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无可估量的潜在贡献，而且直接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简言之，就是在国际竞争中可以争取更多话语权。

马来西亚1980年代确立了向东学习和进行工业化的基本经济战略目标，以国际贸易及工业部为首的技术官僚，制定政策都是以促进出口和招揽外资为主要考量。

国家领导人即使有民族主义情意结，执着发展民族工业，国内政治依然是种族霸权主导，但在招商引资的政策方面，多少也要在相当程度上与国际接轨，接受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游戏规则，在专才教育、人力培训、商务友好等方面做出一些开放和让步，才能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进驻，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投入，非资金、人才均上乘的巨型跨国企业不可。满足高端外资进驻我国的条件，是我国多元人才可以凭实力出头的机会，也是我国维持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多年来马来西亚能在国际贸易和高科技产品供应链占据相当重要的战略位置，和贸工部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这符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观点，那就是贸易应当自由，各国应专注自己的专长，如此才能变得富裕强大，这就是根据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重要基石，并从中寻找崛起的契机。如果国家领导人脑袋发热，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和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不只吓跑外资，也让多元人才流失，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成就也付诸东流。

保高端制造业保国本

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一样，都非常现实。保住高端制造业，才能保住国本。扼守高科技产品供应链咽喉的马来西亚，犹如扼守战略性的马六甲海峡一样，在中美贸易战和地缘政治的国际谈判桌上，才能掌握一定的筹码和自主权，不至于被逼选边站，尤其是在疫苗供应、国家安全、军事协防等生死攸关的重要议题。

在疫情年代，让高端制造业领域继续营运，是一种变相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确保本国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稳定供应，甚至在必要时以牺牲局部政治利益和选票来保证经济安全。不管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不会改变这个基本的战略路线，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存亡的核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