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虽然普丁其实从未说过这句话，但他的确是带着这个目标成为俄罗斯总统的，普丁从来不乏豪言睿语，不久前在一个访问中被问及有否忧虑台海局势紧张、会出现武装冲突？他的一句回应就惹起各方的猜测，普丁指“完全不担心台海会出现军事交锋，因为中国不需要用武力收回台湾”。

无论各方如何揣摩他这句话，只反映出普丁对世界秩序有明确的判断：中台之间的力量平衡，早已倾斜至远离任何“对抗”的可能性，甚至说中国的崛起、俄罗斯恢复了大国雄心、加上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先进国家在疫情处理上的糟糕表现，已经充分説明西方社会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国际事务统治，以及20世纪末短暂的近乎绝对的掌控，正在被一个更加多样化的体系所取代。

在西方主导的媒体长期并持续地抹黑下，从苏联时代开始，就被指建构着可能从来不曾存在过的“铁幕”，到苏联输了冷战导致四分五裂，俄罗斯也曾经短暂地向西方靠拢，结果换来经济崩溃和乌克兰的背叛，俄罗斯发现被美国出卖，倚靠普丁等人仅余的大国雄心，重新走上自己的道路后。

从此一直被西方标签为野心勃勃的军事国家，力保克里米亚这个黑海军事重镇，也被描述为侵略者的野心。普丁当然也不能倖免，西方媒体总要让人想起他的KGB特务背景，以及狡猾和咄咄逼人的形象。

现实是，普丁是务实、理智和倾向保守的领导人，在努力推动俄罗斯发展过程中，在不少涉及军事对抗，例如乌克兰对峙、和土耳其关系紧张等事件上，普丁表现的更多是克制，并且逐渐利用遗留下的军事力量和庞大的天然资源，保持和西方讨价还价的能力，终于逐渐走出困境，并得到国际社会所重视。

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

最近他在被称为“克里姆林宫智囊”的瓦尔代论坛，英文称作 Valdai Discussion Club 的年会上，就罕有地用了3小时发表了关于国际环境、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等深层次的问题。

瓦尔代论坛年会是俄罗斯与国际社会重要的年度政治交流活动，普丁通常会在年会最后一天发表讲话，被各界视为预测未来一段时期俄内政外交方向的重要依据，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今年10月18至21日在索契举行的年会，主题是《21世纪的全球震荡：人类、价值观、国家》。

这次发言最引起关注的是普丁直指“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所以不少西方媒体都以“强硬”来形容他的发言，然而普丁谈及的范围很广，而且套入现实国际事务，表现出极强的逻辑思维。

在去年同一个场合上，普丁的发言重点是在于疫情和俄罗斯的成就，更多是关于国内情况，今年显然把眼光放得更远，也可以视为是对去年瓦尔代年会报告中，提及的“一个危险、混乱、缺乏秩序的新世界正在成型”的进一步思考。

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的新现实正在逐渐形成。全世界的局面变得更复杂，但一些碰撞现象已经揭示了未来全新的全球化的一些重要特征：众多权力中心正在形成，政治利益出现了重组，势力范围在重新划分，为了自己的未来各国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在加深。

危险时不能错过机遇

单一的平台垄断局面正在逐步消退，一个多中心的国际体系的确立是建立在各地区势力均衡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这种价值重塑必然会引发那些习惯将自身价值观视作普世价值的国家的抗拒，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价值观的多元化是否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对道德政治的需求意味着人类需要在不同的伦理道德体系之间找到共同的基础。

普丁对世界这种“重组”还是抱着正面态度的，他在会议中提到中国人的一种智慧：指“危机”这个词是由“危险”和“机遇”所组成的，一方面必须意识到危险，不过也必须想起危机的另一面——决不能错过的机遇，更何况面临的危机是观念上的，甚至与文明有关，这是方法和原则上的危机，决定着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所以必须对其做出认真的修改。人们要弄清往哪裡走？要放弃什麽、修改什久或者调整什久？正如俄罗斯人所说“用头脑战胜困难，靠经验脱离危险”。

普丁提到了世界面对大量的问题和挑战。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是如此明显，即便是最漠不关心的人也无法视而不见；冠病疫情再次提醒人类社会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在灾难面前，任何地缘政治、科技或意识形态的竞争有时似乎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目前作为绝大多数国家社会结构基础的资本主义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无法应对愈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甚至在最富有的国家和地区，物质财富的分配失衡都加剧了不平等，在社会内部和国际层面的机会不平等，将让世界面临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分裂。

繁荣的先进大国还有无数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挑战和风险，许多国家的社会和年轻人对防治冠状病毒措施的过激反应、甚至作出对抗，表明疫情只是一个借口：烦躁和沮丧的社会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疫情本应将人们团结起来，对抗这一巨大的共同威胁，但它反而成为一个分裂的引子，而不是一个团结的因素。同时间，那些急需国际援助的国家仍然水深火热，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基本要素何在？都只是空谈、是真正流于表面的东西。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只剩下一个普世价值，那就是人的生存权利，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文化和传统来决定如何最好地保护生命。

强加价值观必反效果

在现代脆弱的世界中，道德、伦理和价值观领域的坚实支持正变得越发重要。

事实上，价值观是一种产品，是任何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发展的独特产品，国家之间的相互交融可以丰富价值观，开放会扩大价值观，使它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但这必须循序渐进，永远不能操之过急，任何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只能使局面进一步复杂化、造成反效结果。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有一种声音説：为了达成全球解决方案，国家和人民必须放弃主权，转移到超越国家的结构中去，但是这些漂亮口号，永远无法实现，并且出现各走极端的撕裂社会。

普丁特别以俄罗斯自身的悲惨经验为教训，指出社会已经形成了对极端主义的“群体免疫力”，这有利于扫平动乱和社会经济灾难，人们真正明白重要的是稳定、是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并且在享受繁荣的同时能够确信，另一群被煽动、不负责任的革命者所谓的理想，不会破坏他们的计划和愿望。

许多俄罗斯人对30年前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深刻地记得苏联解体后，国家和社会为了摆脱困境所承受的所有痛苦经历。

在这许多年里，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敍利亚、香港都经历过同样的苦痛，部分地区仍然活在战乱、瓦砾当中，世人能否在危险当中学习，并以此为基础、把握这个难得的机遇，重建相互尊重的国际秩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