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击疫情声中,中外文化差异凸显,这比东西方的文化迥异更形复杂。毕竟,东方文化并不是一体的。

这次疫情,发生在西方社会的群体抗命行为,东方社会或许会很不以为然。其中,以捍卫个人自由为由拒戴口罩、反对封城休业、以群聚挑战社交距离的实施等现象最为普遍。

一些群体上街示威,要求政府解封复业,标语的内容强调的是个人的选择自由,显然是把个人自由置于个人与群体的安危之上。

虽说一般西方民众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认识,可能是先入为主受到欧美国家当局在抗疫初始阶段的态度所影响,以为它不外是与大流感无异,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向来强调“小政府”概念,尽可能把政府管控的层面压缩。因此,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前提下,西方的社会行为规范极为宽松,不像东方社会,它发挥不了制约作用。

相对的,东方社会一方面有社会行为规范的制约;另一方面, 在“大政府”的概念下,政府的管治层面较广。纵使是服膺西方多党民主代议制的东方国家,个人自由并不是绝对的。

为了抗疫,朝野还是可以接受执政当局的应变管控手段。然而,对戴口罩的观感习惯,却是因地而异。西方社会普遍视之为医院手术室里医务人员的专用。下意识里,出门戴口罩便成了身带传染病毒的标志。因此,即使是大流感肆虐,戴口罩上街者仍是寥寥无几,完全没有自我防护与顾及别人免受感染的意识。

仅从生产总值认识中国

疫情肆虐欧美期间,因要贯彻戴口罩指令而引发的致命冲突,不知凡几。最新一例是法国某市的公交司机,因规劝偏执乘客上车要戴口罩,而招杀身之祸。这种行为直叫东方社会为之瞠目结舌。

犹记得今年武汉疫情爆发之初,马来西亚部分华人戴口罩出口,备受侧目就是一例。但一经强制实施,像西方国家大规模违命抗争的现象,却是罕见。

其实,中外文化的迥异、东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南辕北辙,各自精彩,自古已然。在互联互通的时代,对接固然可促进交融了解,也可能激化矛盾对立,诚属一把双面刃。通晓外语仅只是利便涉外对接的入门。没有持之以恒的文明交流,任何跨国、跨文明的对接,都是缺乏深度和经不起考验的。

就以眼前的世情为例:国际社会,包括亚洲国家在内,对中国的认识,似乎容易陷入两个极端:少数崇尚中华文化者,所认识的多是历史中国,深浅水平不一,对所在国主流社会的话语权起不了关键作用;更多的是仅从生产总值(GDP)认识中国的国力,因此对华交往多半离不开以利相交 。

就以这次中国在本土疫情未歇的情况下,仍然“抱疫驰援”他国的个案为例,更可看出中西文化迥异所引发的矛盾。

中华文化有“天下一家”的人文胸怀,自古已然,与意识形态沾不上边。疫情当前,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智慧驱使下,为受疫严重的国家紧急驰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道反应。但在功利主义至上的西方社会,朝野政客的首要考量,却都离不开地缘政治的利益得失。

对他方任何跨国的支援,尤其是主动驰援的,很容易会视之为趁机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宣传手段,更何况西方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体已有成见,惯性的西方优越感也绝对容不下任何来自域外的光辉异采。

济危驰援贬为赎罪

正当西方国家的疫情连续失控,紧急待援时,身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却是自顾不暇,狼狈不堪,反倒是备受百般抹黑、争议的中国不计前嫌,愿意抱疫驰援,物资供应与经验分享齐至。这叫西方的一众政客和媒体情何以堪!

再者,在欧美新保守主义(统称右翼)论述的推波助澜下,任何源自中国的事物,皆一律囫囵吞枣以意识形态视之,进而一犬吠月,百犬吠声的群起响应,硬将之说成是极权主义的产物。霎时间,中国的封城抗疫便首当其冲,被贴上极权独裁的标签;防控疫情的经验分享,也成了所谓“输出中国治理模式”的“木马屠城”手段。即使是中方的济危驰援,随着疫情的日趋严重,最后也在甩锅的声浪里,莫名其妙地被贬为中国的赎罪行为。

面对这种困窘,既不能当驼鸟,也不好充战狼。冷眼观之,值此充斥“信任赤字”(trust deficit )的年代,不难看出中方的济危驰援,所面对的考验征结,首先是归因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中华文化强调“天下一家”的主张,既不了解,也不屑去理解。遇上疫情缠身,急于甩锅解套是惯性反应。而以本身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来解读中方的动机,当然也就成了他们的思想出路。

反观“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华文明理念,要在国际间更能事半功倍的发挥作用,没有长期深耕软实力的准备,是绝对难以成事的。观此势头,诚然,“民心相通”是个战略方向,但要如何行之有效,则胥视操盘手有无“庖丁解牛”之技,来落实国别战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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