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二战纪念总碑的建设(上篇)/陆培春

“马来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蒙难总纪念碑”的建设,终于迈开第一步了!

战后70年的2015年8月15日的中午,在吉隆坡市中心的广东义山的一角,“马来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的动土礼隆重举行,轰动国内外。由广东义山、马来西亚华人大会堂与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组成的纪念碑筹建委员会的代表们排成一行,手拿锄头动土的彩照,点缀了翌日各大报版面,宣告了我国战后史掀开了另一页新章。



我们邻国新加坡,早在约半世纪前的1965年,就建设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高68米,由4支纯白大柱子组成,矗立于市中心战争纪念公园内(莱佛士大酒店旁)的纪念碑设计新颖,极其壮观,想必在残忍凶暴的日军的尖刀下牺牲的同胞们可以安息了吧?最令人感动的是,每年沦陷纪念日的2月15日,不仅罹难者遗属、各民族的宗教组织代表和各国大使参加追悼仪式,且还有身穿校服,绑上领带,面孔严肃的7、8名各民族中小学生排成一列完成献花的任务,使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可惜的是,在我国,这类令人感动的情景或场面,却看不到、听不见。人有我没有,何其寂寞难堪,的确是一件使人深感遗憾的事。我国全国大约有100个纪念碑,但还没有一座属全民的,不分种族、不问宗教的“总碑”。

我很早就在我们二战历史研究会上,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让大家讨论。所幸研究会委员皆知己,主席拿督翁清玉又是老朋友,大家一听便赞同我的建议,马上向拨出土地建设现在的“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坟”的福建会馆询问有可供建新碑的土地否,结果不得要领。无可奈何下,只好向福建义山旁的广东义山探询,对方答曰:“如不嫌弃,南侨机工纪念碑旁一块约1.5英亩的地皮如何?”。

说实话,对方的好意难能可贵,求之不得,但总觉得该处稍嫌偏僻(曾有电视台记者因地点难找而迟到,耽误了采访工作),大家决定再等候另一个选项的出现。我本身却对吉隆坡罕有的高地——八达岭(Petaling,现正在建设118层摩天楼),即精武山情有独钟,该处居高临下,风水特好,吉隆坡全景尽收眼帘,故我建议我会向有关方面接洽,可惜大家反应欠佳,不了了之。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打算接受广东义山的建议时,对方却告知:“义山入口面向大路的一片面积颇大的地皮可供使用”。于是翁清玉主席与陈松青秘书长赶紧一起去视察,两人很满意,委员们也意见一致。又很可惜的是,那时我们正筹备颁发第一届亚洲和平奖而忙得不可开交,土地问题的交涉暂时搁置一边。当和平奖工作告一段落,准备跟对方进一步谈商时,对方却说:“对不起,我们义山议决要在那里建行政大楼,只能另外提供一段,等我们找到再通知”。



后悔丢失宝地

义山属公众财产,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华人组织的代表,意见纷纭而产生对立或无法迅速得到结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于是,新地皮的答案花费时日,迟迟未出,我方多次催促不得要领,也后悔当初没抓紧机会,让那块宝地丢失了。

进入2015年初,正当筹备战后70周年的追悼会之际,我们又开始议论筹建新纪念碑的问题。翁主席透露著名墓园公司XX山庄愿意提供一块地皮的好消息,讨论的结果,由于不在市中心,地点偏远,大家议决可作为候补,另方面,则催促广东义山答复。但,出乎预料,义山答复很快。这回,答案是大路旁另一片土地!于是双方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逐步实现。之后,还实地视察了那块地皮。那是迎来战后70周年3个月前的事。这回的决定太顺利了,太美满了,只是我们必须婉拒XX山庄的一番好意。

更令人惊喜的是,财政状况良好的广东义山还答应独力负担所需巨额建设费,我国经济萎靡不振,民不聊生,要筹集一笔巨款来建设纪念碑,谈何容易!如今可节省时间和巨大劳力。何乐而不为?何况我们建议让华社的龙头老大——华总参与其盛,成为筹建一员,义山方面也乐意接受。万事一帆风顺,万岁万岁万万岁也!

  本来,我们也想向新加坡看齐,邀请各民族代表前来讨论建碑课题,但由于某种原因,只好暂由我们内部沟通,结果会更好,更易成功。如一开始就轰轰动动、浩浩荡荡,大事张扬,可能会承受某种压力而告吹,变成画饼充饥。为了实现美梦,十拿九稳,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委曲求全了。这是我国多元民族的复杂社会背景所致,日本人是难于理解的。

老实说,我个人对纪念碑的名称有所不满。在筹委会中,我强烈主张取消“二战”,把“日本占领时期”的关键词放入,把焦点集中于侵略者日本身上,而勿夸大其词,含糊不清,以致淡化了日本的罪责。可惜无法获同意,结果只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蒙难人民纪念总碑”,一个与日本无关痛痒的名称。

建设“和平公园”

有关方面还打算在该处建设一个“和平公园”。建设“公园”,美化环境,不需要申请准证,作为公园设施一部分的纪念碑的建设,更为容易。但,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一面历史镜子,假如失去鲜明主题,不照出历史真相,作用便不大了。纪念总碑,有其远大志向和高尚精神,不可轻侮,不可夺之,是至为重要的一点。当然,建成后,如何为它画龙点睛,注入“灵魂”,也是一大课题,有待大家努力。

至于纪念碑的高度,亦是一大难题。附近有个小机场(我国第一个国际机场),常有小型飞机等升降,不能对它产生不良影响,故起初打算申请所建高度为55米(182英尺)。倘若当局不批准,要削短,剩下的高度也许还能符合我们原本的要求。之后,在会议中,高度被修改为30.8米,这数字是为了纪念日军那残忍而恐怖的占领时期——“3年零8个月”,也算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高度,大家均无异议。

没有了“日本”国名,冲淡了“抗日”色彩,再把纪念总碑周边加以美化成为一个“和平公园”,将来必定会吸引许多日本人高中生前来参观,政府方面想必也会对这个即将成为一大旅游胜地的建碑计划,给予特别考虑而加以批准吧,我们希望这纪念总碑早日落成揭幕。

总之,建设这一纪念碑,犹如昔日抗日战争般,内忧外患,困难重重。如不深思熟虑,从长计议,便会前功尽弃,一无所获,建碑意义便荡然无存,历史真相也不可能复原了。

反应

 

商余

【南洋文艺】陆培春编著《马来西亚二战历史词典》面世 /碧澄

书堆里 走出来:碧澄

由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和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联合出版的《马来西亚二战历史词典》(上下卷)已于8月15日出版,并于18日举行推介礼。这套巨著由本国日本专家学者陆培春编著,马华作家谭荣楷(周循梅)和中国日本学者陆小媛副教授监修。全书超过千页,共计百多万字,耗时十余年始得完成。

陆培春,1947年生于雪兰儿州双溪毛糯。1979年日本国立东京外语系大学日本语系毕业。曾任《星洲日报》和《联合早报》驻日记者、特派员、日本专栏作者,并在日本大学学院担任讲师和在日本各地发表专题演讲。1983年荣获日本广播电台第一届亚洲奖特别奖。1998年在吉隆坡创办陆培春留日中心,迄今以协助千多名学子赴日求学。也以仓洋、寒樱、长春等笔名用华文在各大华文报章发表专栏文字。十多次获得双福出版基金赞助出版其报告文学集子。

其已出版的中文著作有《日本留学见闻》、《马来西亚人留日史话》、《日本军政下的马来亚》、《日本侵略马来亚历史图集》等36种;其面世的日文著作有《傲慢日本人》、《亚洲人看8月15日》、《非观光旅程的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等17种;中、日文合著作品13种。

该套词典前面有16页附具有历史性的彩色图照,17页献词和序文,12篇“引言”(43页)以及“凡例”(3页)。后面有“日本侵马地图”(2页)、“日本侵略马来亚大事记”(41页)、“参考书目”(9页)、“后记”(2页)、“陆培春中文及马来文著作”(5页)。这些图文,对日后研究有关历史都是甚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隆雪华堂会长颜登逸在〈献词〉中指出该套词典“尤为难得的是能够真正做到追本溯源,真实还原当年马来亚人民历经3年8个月抗战的斑驳岁月,犹如在浩瀚无际的辞海里提纲挈领汲取精髓,让世人特别是未经历二战的年轻一代阅览辞典的过程中更快速和更易吸收马来亚二战抗战史,并真实呈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盛行之下猖狂行径的侵略史”。

对历史要有正确观念

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主席拿督翁清玉在〈历史丛书总序〉中提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亚洲至少三千多万人无辜被屠杀,财物损失难以估计。近年来更有复出的野心,令人担忧。“我们希望教育部能将20世纪初发生的二次世界大战详情写入中学生的历史课文中,让世世代代的子孙了解真正的世界历史以及我国的正确国史。不重视历史的国家不会有和平的生活”,他认为“出版有关二战历史丛书必会获得国人的支持,我们会坚持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让国人对世界与本国的历史有正确的观念”。

日本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岛伸欣在对该词典的〈感谢词〉中,对日本近70年来日本的无战时代,改写了每10年即行使屋里的趋势而感到庆幸。日本人曾阻止了安倍政权的一些不当政策。“历史教科书,整体来说,其记述的改正也顺利进行”。他认为该词典的出版“告诉我们:日本社会以为善忘,利用杜撰的观点便可以敷衍了事,但亚洲的人们却让我们察觉了日本在那场大战和在亚洲干过了什么。他们超越了世代地继续叙说和谈论这问题,而且正因为是当今,可说是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加之,从亚洲人们的视点来看,教科书的记述内容也会较前更加充实。尤其重要的是,跟日本国内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与传播世俗之说的无责任的报道界对抗时,会变成非常有效的反驳和批判的好办法”。

周循梅的〈序〉,谴责日本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是马来亚人民饱受痛苦。这段有血有泪的历史,我国只有少数人的战时回忆篇章,还缺乏比较有系统性、较全面和完整的抗日战争史籍。陆军不辞劳苦,搜集二战抗日史料,其精神着实难能可贵。这部词典,“通过词条分类的方式,简短浅白的文字描述,可以多方向了解整个历史事项、过程,并且查检方便,针对性强,不致漫无目标,确是一部难得的二战抗日史的资料和入门专著”。

编著者在〈困难重重的历史拼图工作——代序〉一文中写出编写该词典的因由和目的,尤其看不惯日本右翼人士每年投诉原子弹祸害无穷,却没彻底对侵略战争反省,右派出版社更在这“诉苦”时节大量推出对军国主义和罪魁祸首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文字。在国内和日本搜集资料,面对书籍价格的问题。幸好日本有不少"开架图书馆"给了他不少方便。有人对他此举提出质疑,认为这样做无形中等于替侵略者大事宣传和作理屈的辩护,因而愧对泉下的亡灵。他觉得这是小心眼、情绪化的想法。他觉得有必要指正日本极右派和国粹分子的歪论。他多年来在购买有关书籍所花的血汗钱估计已足够环游世界一周,但“用钱买回一个历史真相,讨回一个公道,既对得起泉下数以万计的爱国英灵,以及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冷酷无情的蝗军拉走后一去不回头的外祖父、被殴打重伤不治的二舅,也对下一代有个交代,让他们拥有正确无误的战争观与历史观”,那是十分值得的。在编辑的过程中,面对重重困难是必然的事,但有时发现一些历史事实的真相,则又欣喜若狂。在他之前没有这类可充作“蓝本”的书,他这部书有可能成为日后有志之士作为蓝本。

编著者在〈后记〉中提及书中材料乃至观点,都采集或抄录自中、日、英三种语文的书籍、评论以及互联网等媒体。“亲日的马来和印度同胞的资料少,即使有也因原文不懂或难读,自己能力有限,只好割爱”。

耿耿于怀 歌颂侵略

编著者认为,要真正反映3年8个月的血泪记忆,至少也要两三百万字,二三千页。他为“人家侵略者经历了80年漫长的岁月,每年还乐此不疲地出版数十种,字数上千万的战记或有关评论。这些卖花赞花香式,歌颂侵略的巨著,不断毒害着千千万万的日本读者”而耿耿于怀。

以上所写,足以说明编著者为人坦荡正直,不虚伪,不隐瞒事实,站在正义的立场,贯彻始终。

词典数以千计的词条按汉语拼音的次序排列,上卷从A到Q,下卷从R到Z,条理分明。一些日语的汉字词汇,附加罗马字母的日文拼音。日本人的汉字姓名,以姓带头(大写),名字随后(小写),是一项突破。洋人的人名,基本上以英文名为标准,以减少混淆的现象。普遍应用的新马地名只列中文名,一些马来文或英文地名,则加在中文后面。某些中文地名如已改了新名,一律用新名。日本人在占领马新期间,习惯用日本年号。如没必要,采用公元,否则就在公元之后附加日本年号。这些事项,看似琐碎,编著者都定出标准,让读者有所遵循,可见出其一丝不苟的编书态度。

词典中的词条涵盖新马(以及若干附近国家)的人名、地名、事件、组织等等,所收词条丰富。其中不少词条解释详尽,对日后的研究者甚具价值。如“A-26远程机(日)” 、“笔部队”、“槟城”、“残留日本兵”、“陈平”、“刺婴惨案”、“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战争”、“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特性华侨”、“第二野战宪兵队(日)”、“第5师团(日)”、“第5纵队”、“第25军作战计划(日)”等等,不胜枚举。

正如编著者所说,一些词条没有收入,在所难免。这有待该书再版时添补。再版时,如有可能,最好让版面稍微缩窄(分成3卷更为理想)。词典的书名,笔者浅见认为“马来西亚”改为“马来亚”较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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