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反贪会难独立行事/胡逸山博士

国家元首苏丹依布拉欣月前宣告,陛下当上元首的蜜月期已过,之后会更为雷厉风行地来处理政务,尤其是在反贪方面。

陛下在之前柔佛苏丹任内即已颇为强势地统率州务,所以这一番宣示当然令人刮目相看。其实,陛下在候任元首时就已建议,将专门负责打击贪污的大马反贪污委员会改为向元首负责,当时也曾引起政坛以至社会各界的一番讨论。

反贪会,是于本世纪初由之前运作多年的反贪污局所转型而成,不过,坦白说,这个所谓“转型”还是换汤不换药,仍然附属于首相署底下,主要是向时任首相负责。这样的体制安排底下,至少有

两项潜在性的利益冲突问题,就逐渐浮现上了台面:其一,既然反贪会是向也算是一名政治人物的时任首相负责,那么就未免会有可能被利用来对付政敌有瓜田李下之嫌。
因为不管时任首相抑或反贪会自身如何大力宣称反贪会是独立查案、办事,各界也还会是刻板地认为,尤其是调查或不调查一些涉及高层政治人物或政商关系密切人士时,是会先取得时任首相的首肯、甚至是受到他指示的。

揣测“上头的意思”

即便时任首相不明确指示,大家也会认为,反贪会在制度上是隶属首相署,反贪会也还是会揣测“上头的意思”,去或不去调查一些涉及高层的案件。

这是人之常情,即便是在职场上,下级往往会处心积虑地去揣摩上意,来达到讨好上级的目的。

况且,以前的经验也显示,被对付的政治人物,往往都是在野的,或党内政治斗争上的政敌等,林林总总。

所以,在近月来反贪会正调查、或通过总检察长署检控的几宗案件,基本上都是涉及前朝政商大人物,虽然也有“大快人心”的感觉,但也有不少指控为“政治报复”的说法。

坦白说,这未必是蓄意对时任首相或反贪会的恶意批评,而是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导致出现这样的指控。因此,只要一天仍有如此的制度安排,则肯定就会继续落人口实。

其二,时任的首相也不是圣人、也未必是一尘不染的。如果是时任的首相自身涉嫌贪污腐败,那么须向他负责的反贪会又应当如何处理呢?这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设想,之前的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丑闻爆发期间就活生生地发生过的。

当时反贪会里也的确出了一批风骨崇高的高、中层官员,连时任首相涉案与否都敢调查,但也就纷纷地被调职、撤换等,导致案件的调查停滞不前,直到2018年政坛变天,新任政府赋予反贪会高度的自由地去查案,案情方才得以更为充分地揭发。所以这反贪会隶属首相署底下的制度缺陷,也就更为凸显了出来。

难有更大自主空间

所以,反贪会的地位应该如何安排也成为政制改革的一重大议题。

一说是应该改为向国会负责,但这也还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因为在我国所遵循的英国西敏寺议会民主体制下,坦白说立法权与行政权是合二为一的,首相是由(元首眼中认为)获得过半数议员支持者出任,而国会的立法议程又是行政权所主导的,国会与政府之间严格上来说是没有真正的相互制衡的。

所以把反贪会改为向国会负责,充其量不过是把当下它向首相的直接负责,改为表面上看起来较为间接的、通过国会,最终仍然是向时任首相负责而已,所以这也难以让反贪会有更大的自主和空间,大公无私地去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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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薪资低迷考量各异/胡逸山博士

国家银行前行长日前指出,本地当下薪资相比于40年前,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下,其实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三倍。

这位前行长所披露的这项讯息,坦白说也不是什么秘密,主要就是年长的大家也清楚看到,几十年前一名典型打工仔的薪水,其绝对数额竟然与当下的几乎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多年来物价增长,但薪水却没有同步的增长,更不用说超越通胀。

用更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即打工仔们的钱,可是越来越不够用了。

而这道社会薪资停滞甚至倒退的社会经济难题,当然也是充满争议的。打工仔们,或更广义的劳方,当然痛斥雇主们,或更广义的资方的不是,多年来不肯顺应着物价的上涨而向上调整薪资;而资方呢,则一般会搬出劳方的生产力没有显著的增长,所以也就很难调高后者薪资的说法。

劳资双方可谓各执一词:劳方所着重的是薪资与物价应该相应地增长(这应该也是央行前行长的想法),而资方所着重的是薪资是应与劳方的生产力挂钩的,生产力没有提高又如何要求更高的薪水?

双方针锋相对的说辞的“频率”从一开始就对不上去,所以这争论也难有结果。

立场迥异

可不是吗?劳方通常会认为,资方的企业利润那么多,只要肯“更有良心”地“赚少”一点,即可提高员工的薪资。而资方则一般会高呼“生意越来越难做”、利润越来越薄弱,又哪里有多出的资金得以提高员工们的薪资呢?

再说,大型企业,尤其是挂牌上市的企业,还要对投资者们交代、派股息等,殊不容易;中小企业嘛,在资金周转方面时常更是难上加难,即便要大方地向金融机构借贷来赋予员工更高的薪酬,后者也未必同意借出。

坦白说,资方是绝不情愿去顺应劳方的论述,根据物价的上涨来调高劳方的薪资的。资方通常的想法(但未必是公开的说法)是百物腾升意味着各项不可控的生产成本(如生产原料的价格)也就应声而起,那么薪资是资方手中少数相对可控的生产成本,当然不肯放任它的增长。

政府介入

此所以作为第三方的政府,便如世上许多其他政府般,推出最低薪资政策来强制资方付出基本的薪资,即便如此,许多商家也还是怨声载道、不情不愿地就范而已,更不用说更高数额的一般工资。

那么反过来说,劳方又肯不肯依照资方的论述,设法调高员工们的生产力来换取更高的薪酬呢?那关键就在"设法"两字,也就是说,劳方会认为,提升员工的技能来提高生产力固然重要,但那费用或成本是应由哪一方来承担呢?

员工们大多是承担不起来即便是半工半读地“深造”的,而资方除非必要也很少会资助员工来提升技能的。所以这提升生产力的重担也就落在政府手上了。

依我所看,政府的在这方面的设法,应该是栽培与提升并重的。从一开始,本地的教育体系就应更为着重技职教育,或至少是数理科的教学,为未来打工仔们的职场生涯奠定扎实的基础,也让劳方在提出加薪要求时,能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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