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至7日是中国传统的国庆长假。出于疫情安全考量,大多数中国人将农家乐等休闲农业项目作为就地过节的优先选择。笔者假期里选择的农家小院,是本地有名的脱贫示范点。更值得称道的是,近百户家庭各有特色,既有依山而种果来吸引游客采摘,又有依水而建无边泳池成为网红打卡点,让人选择起来眼花缭乱。

即使如此,疫情还是给他们的小康之路带来了不少困难。

放眼海外,东南亚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

以大马为例,疫情已经导致超过50万户M40中等收入家庭降级至B40低收入群体行列,而赤贫人士群体人数又因B40低收入群体的降级,从2019年的5.6%升至2020年的8.4%。

为此,新近提出的第12大马计划将扶贫作为重心之一,更针对6大领域的贫穷现象制定29项扶贫策略,矢言在2025年时彻底脱贫,全民迈向小康之家。

面对扶贫这一世纪难题,要做到“众乐乐”,有几点需着重考量。

扶贫非慈善救济

面对不少人因疫情导致的手停口停、三餐不继的困境,送钱送物的“授人以鱼”之法,不但实施起来简单便捷,能解一时之困,还能让人感受到政府或选区议员的关爱,属于必要之举。

但是,这些多属于个人行为或者政府的短期行为,缺乏足够的制度性保障,容易出现被扶贫对象“等靠要”的依赖,更可能造就出一堆“精神贫困”的懒汉。

因此,扶贫不是慈善救济,应首先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就如大马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2日所透露,政府将在各县委任一名协调官,以负责监督和确保更有效地落实除贫方案。故政府需要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建立中央到地方再到甘榜的分工协调体系,并循序渐进地推进。

一刀切恐扶不富

鉴于贫困群体的成因复杂、类型多样、能力差异等特点,若仅以“瞄准某类群体”,采取“一刀切”的经济扶贫模式,难免会让被扶贫对象“搭便车”,更会带来或久扶不富,或富而不强的难题。

因而,扶贫需要“瞄准个体”,以多维全面的指标来“对症下药”。

譬如,对于因基础设施或自然条件引发的发展障碍型贫困地区,政府大规模投资来推动硬件建设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对于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能力先天欠缺型贫困群体,只能借完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加大NGO的扶助力度来进行社会救助。

而对于目前大多数贫困者而言,针对性地提升其可行能力是促其脱贫的关键。毕竟山芭的一面能种榴梿并不代表另一面也能如法炮制。因而,在剖析其致贫原因的基础上,因村因户因人施策,或依靠大型制造业项目来提供培训机会和就业岗位,或借助产业扶贫基金及微型信贷产品加大对其资金支持,或组建合作社增强其市场谈判能力,以此引导其树立自信,从“要我脱贫”变成“我要脱贫”。

分享经验惠东盟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已让占全球减贫总数70%以上的7.4亿人口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中国的成功还在于,其将自身经验与成果推广到了越寮缅柬泰印尼等东盟国家,并在相关试点项目中获得佳绩。因而,有学者提出,中国应在此基础上,承担主要出资,由政府机构与智库、高校、企业及NGO等多主体共同组成中国—东盟扶贫合作网络,与东盟国家共推中国—东盟扶贫项目。

中国结合“精准扶贫”等经验,与该国“量身定制”本土化的扶贫减贫项目,既可通过“公司+产业+金融+贫困户”实现农业项目“造血式扶贫”,又能利用“互联网+”实现电商扶贫;既可透过“农民田间学校”将现代农业技术大规模传播,又可借助科学多元的管理系统完善公共设施项目建设。

“脱贫易,返贫更易”。面对疫情带来的更大挑战,扶贫难言轻松,唯有先定略、善谋划、广合作,方能打下这场持久的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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