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中国致力建设更公平社会/许庆琦

8月17日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会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其实,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共同富裕”的这一概念。他在1985年便指出,“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他警告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要逐步实现,需打破传统体制束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他提倡先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人民,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GDP高达一百万亿元,但也造成了国民收入不平等, 贫富差距甚大。

不平等收入致社会不安

中国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前的约0.20,猛增到2020年的0.46,超过了0.4这一警戒线。不少在改革开放下“得风气之先”而先富裕起来的人,并没有如预期般积极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人民,而是到法国购买酒庄享乐,或干脆带着财富移民到外国去了。

改革开放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反映在财富的集中度不断加大,城乡差距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

中国2020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万3834元,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万7131元,仅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成。同年北京的人均GDP约为16万4909元,是人均GDP最低的甘肃省(3万6038元)的4.6。

经济发展应惠及全民,不能只是一味追求GDP的增长,而需兼顾财富的公平分配。虽然收入不平等是各国都有的现象, 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差距现象理应不该如此严重。严重收入不平等是威胁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长远下去必将导致社会不安。

城乡差距造成卫生、住房、教育等方面分配不均,而户口制度与区域发展不平衡有碍国民团结,造成社会不公的恶性循环。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他在1992年颇有预言性的指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减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中国已经于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为共同富裕奠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不是为少数人谋财富,因此共同富裕是中国在成功减贫,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合理政策延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

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也指出,“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并“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会议也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通过自愿捐赠进行3次分配。

振兴农村、加速城市化、取消户口制、提供均等的教育与培训机会、优惠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大学入学资格、普及现代科技和电子商贸、通过网络为偏远地区提供高素质的教育与医疗服务等行政措施,皆有助减少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适当的提高高收入者的所得税,提供社保、实施遗产税等税务政策也是是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有效手段。

中国政府近期出台“双减”政策,重拳整顿校外培训,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严禁学科类培训机构资本化运作,一方面固然有人口政策的战略考量,但主要目的是消除校外培训产生的教育的不公平。

高收入定义不能一刀切

对高收入的调节,中国政府需拿捏好尺度,因为不同城市和区域的生活成本不同,高收入的定义不能一刀切。况且,对物质更好更高的追求欲望是驱动人们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从宏观角度看来,提高低层人民的收入将更有效于节制过高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近日,电商巨头拼多多,宣布投入100亿元启动“百亿农研专项”,腾讯及阿里巴巴则分别承诺向慈善事业捐献500亿和1000亿人民币,以响应中国政府呼吁。

企业固然应回报社会,但企业同时也需要利润和资金才能健康成长。因此对慈善事业的捐赠,更多的是应该来自企业老板本身的财富,而不是企业。

中国对互联网和科技巨头的整顿,是为了约制资本的无序扩张以及野蛮生长,创造一个更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境,不是压制民营企业或排斥资本。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赖私人企业和国内市场。减少国民收入不平等,达致共同富裕,有助提高全民整体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推动双循环经济。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初心的一脉相承,其前提是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的GDP虽然已经是美国GDP的70%,但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6.5%。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空间潜力大,共同富裕不会变成共同贫穷,而是建设一个更加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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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中国需改进国际传播/许庆琦

中国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科技与军事强国,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不相匹配,落差明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说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 他指出中国现已经把前两个问题解决了,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中国在国际舆论的“失声”与“挨骂”,一方面固然是西方对国际媒体的垄断以及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需改进并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与技巧。

因此,习近平在今年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以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国际传播有别外宣

中国习惯把国际传播称之为外宣。外宣一词乃是上世纪革命时代的产物,但当下中国的外宣仍然带有明显的延安风格。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风格显然已经不适合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和全面的中国”。

对如何改进中国的国际传播,前不久中国学界也掀起了一阵争议。

今年7月中国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储殷在中国新叙事研讨会上指出,由于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和宣传方式的改变,形成了中国“外宣内宣化”的现象,混淆听众对象,难以区分中国的专家学者或外交官的发言,是说给国外受众听,还是为了取宠中国国内的听众。

其实,在通讯技术发达的网络时代,发生在北京的事件在几分钟内就会传遍全世界。同样的,中国政府对内的任何宣传也会被国际媒体迅速报道和引用,外界不会特意区分什么是内宣和外宣。

在同一场研讨会上,北京语言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也对中国的大外宣策略提出质疑。他指出大外宣是把自身的意愿强加给别人, “宣传是让别人去听我说什么,但沟通不是一定要说服别人,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要做好国际传播,中国需与时俱进,以外人听得懂的语言和现代风格,客观表述一个真实的中国,既要勇于驳斥西方媒体的扭曲与傲慢,但也不可自我陶醉于卖花说花香的圈圈。

中国崛起西方担忧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故事赢得世人的钦佩和赞赏,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激起了西方的担忧和恐惧。

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了挑战,而西方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则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其崛起将威胁到由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因此, 西方媒体总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为准绳,从西方中心论作为出发点,对中国说三道四,批评中国的体制、外交与价值取向,并以香港、新疆以及经贸关系不平等,侵犯人权等课题为借口,制裁与遏制中国。

2017年特朗普上台翌年,便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并扩大实体清单,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污名化冠病病毒。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萧规曹随,对华的强硬态度,比之特朗普有过而无不及。

中国对此采取了“以一还一”的“踢以踏”(tit for tat )策略,强势高调反击,“强硬”逐渐成为了中国的外交风格。 适逢电影《战狼II》在中国国内放映,西方媒体遂以“战狼”来形容中国的强势外交作风。

由于中国的百年屈辱,“战狼”激发并满足了一个富强起来的中国民族主义心态,而一些中国官员看起来也似乎不在意西方以“战狼”来形容中国的外交风格。

在这样的国内外大背景下,中国学界与传媒下意识的以“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宣扬中国的成功故事与体制优势,这难免触动了欧美国家政府与媒体的神经线,间接验证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与恐惧。

改变国际传播方式

中国的学界与媒体,近期也逐渐趋向于全盘从中国视野对外传播。不久前在天津举办的中国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强调有效构建和传播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从“诠释中国”走向“中国诠释”,以“中国话语诠释中国理念、中国主张”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国际传播影响力。”

其实,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理念,要有效做好国际传播。中国需了解世界如何看中国、如何听懂中国的声音,而不是以中国中心论,主观的对外宣传中国要世界听到的声音。正如中国著名学者周有光所强调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

中国的对外传播,多着重于宣扬中国的富与强。然而中国幅员辽阔,经济体与人口体量大,从弱小国家眼里看中国,过度的强调中国的富与强,反而会产生反效果,让人觉得有胁迫感。其实,数据会说话,现今的中国,无需过度宣扬中国的富与强。

善与美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宣扬中国文化里的善、锦绣河山的美,更加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更有利塑造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网红李子柒在全球拥有千万粉丝,便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例证。

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诸多误解和扭曲报道,中国要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必需做好国际传播,向世界表述一个真实、立体和全面的中国,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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