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会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其实，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共同富裕”的这一概念。他在1985年便指出，“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他警告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要逐步实现，需打破传统体制束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他提倡先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人民，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GDP高达一百万亿元，但也造成了国民收入不平等， 贫富差距甚大。

不平等收入致社会不安

中国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前的约0.20，猛增到2020年的0.46，超过了0.4这一警戒线。不少在改革开放下“得风气之先”而先富裕起来的人，并没有如预期般积极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人民，而是到法国购买酒庄享乐，或干脆带着财富移民到外国去了。

改革开放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反映在财富的集中度不断加大，城乡差距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

中国2020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万3834元，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万7131元，仅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成。同年北京的人均GDP约为16万4909元，是人均GDP最低的甘肃省（3万6038元）的4.6。

经济发展应惠及全民，不能只是一味追求GDP的增长，而需兼顾财富的公平分配。虽然收入不平等是各国都有的现象， 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差距现象理应不该如此严重。严重收入不平等是威胁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长远下去必将导致社会不安。

城乡差距造成卫生、住房、教育等方面分配不均，而户口制度与区域发展不平衡有碍国民团结，造成社会不公的恶性循环。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他在1992年颇有预言性的指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减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中国已经于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为共同富裕奠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不是为少数人谋财富，因此共同富裕是中国在成功减贫，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合理政策延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

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也指出，“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并“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会议也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通过自愿捐赠进行3次分配。

振兴农村、加速城市化、取消户口制、提供均等的教育与培训机会、优惠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大学入学资格、普及现代科技和电子商贸、通过网络为偏远地区提供高素质的教育与医疗服务等行政措施，皆有助减少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适当的提高高收入者的所得税，提供社保、实施遗产税等税务政策也是是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有效手段。

中国政府近期出台“双减”政策，重拳整顿校外培训，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严禁学科类培训机构资本化运作，一方面固然有人口政策的战略考量，但主要目的是消除校外培训产生的教育的不公平。

高收入定义不能一刀切

对高收入的调节，中国政府需拿捏好尺度，因为不同城市和区域的生活成本不同，高收入的定义不能一刀切。况且，对物质更好更高的追求欲望是驱动人们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从宏观角度看来，提高低层人民的收入将更有效于节制过高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近日，电商巨头拼多多，宣布投入100亿元启动“百亿农研专项”，腾讯及阿里巴巴则分别承诺向慈善事业捐献500亿和1000亿人民币，以响应中国政府呼吁。

企业固然应回报社会，但企业同时也需要利润和资金才能健康成长。因此对慈善事业的捐赠，更多的是应该来自企业老板本身的财富，而不是企业。

中国对互联网和科技巨头的整顿，是为了约制资本的无序扩张以及野蛮生长，创造一个更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境，不是压制民营企业或排斥资本。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赖私人企业和国内市场。减少国民收入不平等，达致共同富裕，有助提高全民整体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推动双循环经济。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初心的一脉相承，其前提是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的GDP虽然已经是美国GDP的70%，但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6.5%。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空间潜力大，共同富裕不会变成共同贫穷，而是建设一个更加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