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学有疑问? 来看管控区政府学校问答录解惑
(吉隆坡14日讯)新学年将于本月20日开课,在教师及学生适合和准备情况下,非考试班学生必须遵循居家学习和教学课程(PdPR)。
教师可通过教育部官方网站下载及参考学习和教学课程。
教育部今天发出行动管控令地区政府学校常见问答录中指出,学生可到数字教育学习措施(DELIMa)网站下载电子课本,教师亦可协助学生下载电子课本,并根据教学所需的内容,打印及派发给学生。
以下是位于管控令地区政府学校常见问答录:
问:新学年在本月20日开学,行动管控令地区的学生是否必须返校上课?
答:2020年及2021年的大马教育文凭(SPM)、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大马技职文凭(SVM)、大马技术文凭(SKM)、大马高级宗教文凭(STAM)、大马技职专科文凭(DVM)及同等资格的国际考试班学生必须返校上课,非考试班学生则要遵循居家学习和教学课程(PdPR)。
问:居住在非管控令地区的学生,可否到位于管控令地区的学校上课?
答:校方将会发出特别批准信让学生跨县或跨州。
问:家长/监护人可否接送孩子上下课?
答:可以。
问:申请参加国语能力测试(Pengesanan Literasi Bahasa Melayu )的中学预备班学生可否返校?
答:可以,学生可在本月21日返校参加国语能力测试,若学生不能返校,他们可参加2月3日的国语能力测试。
问:SPM、STPM、SVM、SKM、STAM、DVM或同等级国际考试是否如常进行?
答:是。
问:可否进行未完成的2020年SPM预考?
答:可以。一旦学校开课后,即可进行预考。
问:SPM、STPM、SVM、SKM、STAM、DVM寄宿生何时可返回宿舍?
答:从本月16日起。
问:位于管控令地区的家长/监护人可否到宿舍探望孩子?
答:不可以。
问:寄宿生可否出外出或返家过夜?
答:不可以
问:非考试班学生如何进行学习和教学(PdP)?
答:在教师及学生适合和准备情况下,非考试班学生必须遵循学习和教学课程(PdPR)。教师可通过教育部官方网站下载及参考学习和教学课程。
问:一年级新生可否登陆数字教育学习措施(DELIMa)网站,以实践学习和教学课程?
答:一年级新生可根据校方提供的账户(ID)和密码,登陆DELIMa网站。
问:学生如何获得TV Pendidikan节目表?
答:学生可通过教育部网站及社交平台如面簿、推特及Instagram获得TV Pendidikan节目表。
问:可否面对面进行体育及课外活动?
答:不可以,惟可在线上进行。
问:2020年的中五学生何时还课本?
答:SPM考试结束后。
问:2021年与2020年的中五学生将使用相同课本?
答:不是,2021年的中五生将获得中学标准课程纲要(KSSM)的课本。
问:除了中五生,其他年级学生何时还书及取新课本?
答:一旦学校开放后,学生将分阶段还书及拿新书。
问:学生如何获得电子课本?
答:学生可到数字教育学习措施(DELIMa)网站下载电子课本,教师亦可协助学生下载电子课本,并根据教学所需的内容,打印及派发给学生。
问:特别学校入学评估(PKSK)是否可在管控令期间进行?
答:已登记PKSK的学生将在本月20至29日期间参加入学评估,以便进入中一,至于中四学生的评估则在2月15至25日期间进行。教育部将会发出特别批准信让学生跨县或跨州参加评估。
问:出现冠病症状的学生可否参加PKSK?
答:不可以。家长/监护人必须获得医生的证明书,评估中心将另择日期让学生参加评估考试。
问:被隔离的学生可否参加PKSK?
答:不可以,惟一旦结束隔离,学生可参加PKSK,当局会另择日子,让学生参加评估考试。
问:确诊冠病,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学生可否参加PKSK?
答:不可以,学生出院后,当局将会另择日子让学生参加评估考试。
问:居住在管控令地区的考生可否更换PKSK中心?
答:可以,考生必须向评估中心主任提出申请。
问:教师何时必须返回工作岗位?
答:教师必须在1月20日前返回工作岗位。
问:在管控令地区学校执教的教师是否要返校工作?
答:教师返校的情况如下:
i.涉及2020年及2021年SPM、STPM、SVM、SKM、STAM、DVM或同等资格国际考试班的教师;
ii. 涉及管理考试的教师;
iii. 被主任指示返校的其他教师。
问:居住在管控令以外地区的教师,是否可到管控令地区的学校执教?
答:教师必须获得主任的特别批准信。
问:在管控令期间,除了教师,还有什么人必须返校服务?
答:i.在主任指示及有必要服务的情况下,非教师人员必须返校。
ii.必需服务人员,即清洁工人、保安人员及食堂员工。
iii.宿舍舍监及协调人员。
问:非教师服务人员可否申请居家作业?
答:可以,主管可根据情况考虑非教师服务人员居家作业的申请。
问:在管控令期间,学员是否可返回师范学院?
答:不可以。
问:如何在师范学院进行学习和教学(PdP)及评估?
答:A组州属将从17日起通过线上进行所有课程,B组州属则从本月18日日开始。
问:位于管控令地区的师范学院学员如何参与实习?
答:学员将重新被调派至条件式行管区/复苏式行管区。
问:在管控令期间,讲师是否要返回师范学院?
答:主管将根据需要指示讲师返回学院执行任务。
问:居住在非管控令地区的师范学院讲师,是否返回管控令地区的师范学院服务?
答:需要,讲师必须出示主管发出的特别批准信。
问:身处大学预科班学院的学生是否要留在各自学院?
答:是。
问:大学预科班如何执行学习和教学?
答:大学预科班将以混合方式实行学习与教学。
问:大学预科班学生是否要参加第一学期考试?
答:要。
问:大学预科班学生是否要参加2020年被展延的马来西亚大学英语测试(MUET)?
答:要,学生可通过大马考试理事会网站查询MUET时间表。
问:大学预科班学生可否外出或回家过夜?
答:不可以。
问:家长/监护人可否到位于管控令地区的大学预科班学院探望孩子?
答:不可以。
问:私立幼儿园可否如常运作?
答:可以,包括国际学校及外国侨民学校的学前教育班。
问:位于管控令地区的私立学校可否进行面对面上课?
答:不可以,它只涉及2020年及2021年SPM、STPM、SVM、SKM、STAM、DVM或同等资格国际考试班的学生可回校上课。
问:语言中心/补习中心可否面对面上课?
答:不可以。
国旗风暴中,我们的无奈,选择与承担/郭清江


《星洲日报》国旗绘图错误事件至今刚满一个月,后续发展一目了然,冷暖自知。从教育部到伊斯兰党,接连不断的国旗错误引发的反应冷热不一,令人心寒。种族主义的可怕昭然若揭,而相关者应对与处理此事的手法更被批评为三重标准。
《星洲日报》国旗绘图错误事件至今刚满一个月,后续发展一目了然,冷暖自知。从教育部到伊斯兰党,接连不断的国旗错误引发的反应冷热不一,令人心寒。种族主义的可怕昭然若揭,而相关者应对与处理此事的手法更被批评为三重标准。
我们自诩为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社会,逢节庆场合强调和谐团结,而实际上却严重缺乏宽恕、同理与包容精神。更多的时候,我们通过炒作课题制造恐惧、仇恨,以及扩大族群之间的对立。
对他人的无心之过,这些别有用心者假借爱国之名,将错误放大检视,穷追猛打,在社交媒体上无情鞭挞;但一旦自己犯错了,则选择噤声或轻轻放过。
如今,这群极端主义与言论的隐藏黑手已主导甚至劫持各大社交平台。许多领袖并非与真理同在,他们更关注选票,选择对被操纵的网络压力低头、屈服,甚至随之起舞。
这种向恶势力低头的行径将令社会更浮躁暴戾,宽恕与包容日渐远去,无尽的恐惧随时笼罩而来。我们的领袖缺乏政治家的风范,反而如随风而倒的草。
国旗绘图失误事件的后遗症已显现,许多人因害怕出错遭受攻击和标签,不敢再使用国旗进行设计与宣传。当爱国不再发自内心,而仅剩佩戴国旗徽章的表面形式,甚至因担心设计国旗出错而心生恐惧,这真能推动爱国精神吗?
《星洲日报》自4月23日起,封面持续采用国旗设计,但同事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阴影挥之不去,担心重蹈覆辙,认为最好避开。我告诉大家:“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另一方面,我的心中更是感慨万千。媒体老总们头上的六、七把刀,如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不知何时才能卸下。
2025年4月17日,是我40年媒体生涯中最沉重、最难忘的一天。当天下午4时,我主持编采部高层紧急会议,严正交代同事们绝不能再犯错,必须严格遵守各项标准作业程序,因为《星洲日报》再也承受不起另一场创伤。
会议接近尾声时,我收到身在武吉阿曼警察总部的总编辑陈汉光发来的短信,告知他与副编辑主任蔡淑姗今晚可能会在拘留室度过一夜。当下,我的心情跌至谷底。
不久后,他们分乘两辆警车被带回《星洲日报》总社。我亲眼看到淑姗被数名警员从后门护送回座位,看著她的背影,心中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凄楚。淑姗在双手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在编辑部打开桌面电脑,示范如何通过AI生成出错的国旗插图,旁观的多位同事忍不住落泪。
我转身下楼走向另一辆车,看见陈总编辑独自坐在车里,无法下车的他,静静地看著手机里的讯息。那一刻,我的心被深深揪住,但我强忍著不让泪水滑落。
直到今天,我脑海中仍挥之不去他们双手所留下的历史印记——那是一种深刻、无声的烙痕。他们不是罪犯,他们是老总,热爱新闻的媒体工作者。望著他们当时的模样,我知道,这将是他们一辈子抹不去的伤痛。他们,不应该受到如此对待。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这两位同事在整个过程中确实获得了警方与调查官们的友善对待,但我始终相信,在法律程序之外,情理之中,冷峻的执法之下,仍应留有一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温度。
所幸在各方奔走与努力下,陈汉光与蔡淑姗终于在当晚9时20分左右重获自由,那一刻,在警局楼下等待的同事们都放下心头大石。
隔天一早,我接到中总总会长吴逸平的来电致意与关怀。谈著谈著,我终于忍不住落泪,语塞哽咽,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我的思绪也迅速飘回到4月14日那个晚上。那是陈汉光在出掌总编辑之后,第一次主持星洲的编务会议。已于今年1月1日卸下星洲日报总编辑的我,受邀以集团总编辑的身分列席参与讨论。坐在他旁边的我,看著他一边主持会议,一边透过手机与各方沟通协调,应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马,以及前首相敦阿都拉逝世的新闻安排等工作。
《星洲日报》同仁对于封面国旗绘图出现失误事件感到十分遗憾和自责,我们深切理解国旗是国家身分的象征,它代表国家与民族的尊严,我们从来不敢草率对待,并对元首陛下的训示虚心诚挚接受。
这一次的封面国旗绘图出现严重的失误,我们不推卸责任。除了承认这是设计和审核时的疏忽,并诚恳地迅速以华巫英三语向各界道歉之外,我们深知任何解释都难以弥补这个令人痛心的错误。
事件发生后,陈汉光看著我说:“你必须对我采取行动。”
我心里清楚,这不是可以回避的选项,而是我不得不面对的抉择。最终,管理层作出让他与蔡淑姗同时停职调查的决定。
这一个月来,我和汉光深切感受到人情的冷与暖。一方面,有许多人透过手机简讯不断传来关怀与打气,我们铭记于心;但同时,也有人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对《星洲日报》展开铺天盖地的污蔑与抨击,甚至呼吁政府当局关掉报馆。也有人借机散播各种阴谋论,将事件引向族群对立,甚至指摘华人不爱国,意图挑起猜疑与不满。
例如一位当了20多年首相的资深政治人物,竟声称“星月图案的错误是有意为之”,是刻意移除代表伊斯兰的弯月,只留下星星,因为许多共产国家都以星星为国旗象征。其他阴谋论甚至牵扯到图案是由中国驻马大使馆提供等等。
这类恶毒的揣测,与近年炒作“中国五星红旗”与“共产主义渗透”的论调如出一辙,目的都是企图在马来社会煽动恐惧与仇中、憎恨本地华社情绪。背后动机不仅是挑拨族群关系,更针对团结政府中的民主行动党,试图加深马来选民对首相安华与“火箭”的疑虑与不信任。
毫无疑问,这是为来届全国大选铺路的前哨战。从现在起直到投票前,类似煽动种族情绪的议题势将层出不穷。
值得警惕的是,这次事件首次出现华社内部的反中人士与台独势力联手出击,企图动摇华社四大支柱,也在马来社会中制造对华社的猜疑与裂痕,大家不可不防。
走过96年风雨,《星洲日报》始终心系国家与华社,因为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国,我们的家。
我于2016年接任《星洲日报》总编辑之后,更将爱国、种族和谐和全民团结的精神,贯彻在编务方针里,其中一个方针,便是“立足大马,作团结全民桥樑”。
2018年,《星洲日报》特别开辟了一个叫作“我们”的专版,7年来每个星期天从不间断为读者报道跨种族、跨宗教和跨文化的友谊故事,就是为了希望全民不分种族的彼此尊重和包容,打造一个更和谐的社会。
不会蓄意破坏祖国国旗
因此,我们绝对不会蓄意地想要破坏祖国的国旗。
《星洲日报》也非常重视元首陛下和马来西亚政府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并特别策划了24版的特辑内容,让大马读者更了解马来西亚和中国在过去50年来的友好邦交;此外,我们也获得习近平独家署名的文章,在4月15日刊登在第三版。
然而,在尽心尽力做好习近平访马新闻同时,却发生了国旗失误事件,让我们深感难受、伤心和遗憾。我们为这项错误做出毫不保留的道歉,虚心接受批评,并做出自我检讨和改进。
我们把它视为一个重大的教训,时刻谨记于心,并提醒每一位编采部的员工,对内容更谨慎,对读者和社会更负责。
面对突如其来的国旗风暴,尽管心中充满焦虑与无力感,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承担,而接下来的命运,已非我们所能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