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专家怀疑外来直接投资（FDI）能够通过引进关键技术、扩大本地生产和创造就业机会来提振经济。

因此毫不奇怪，吸引FDI长期以来一直是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首要任，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中所包括的慷慨激励措施就是明证。

但是，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FDI的记录好坏参半。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有必要看看马来西亚槟城和中国深圳的对比经历。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优惠的税收，槟城是最早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亚洲城市之一，包括通过其1972年建立的自由工业区。

后来，深圳也开始吸引FDI，于1980年建立了经济特区，并迅速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中心。

但是，在将早期FDI转化为收入增长和技术升级方面，深圳比槟城成功得多。如图所示，2017年，深圳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3万9245美元（美国的72%），而槟仅为2万7569美元（约占美国的50%）。

槟城在摆脱低附加值制造业方面发展缓慢，而深圳已经培育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地址在深圳的发明人所注册的美国专利数量，从1990年代的零增加到2017年的约2500项，而槟城只有100项。

人们可能会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国民经济的规模：毫无疑问，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劳动力、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大量充满活力的城市，帮助了深圳的发展。但自1960年代以来，位于台湾岛的台北也将FDI转化为快速增长和技术进步。

公私合营造就深圳

深圳成功的真正解释在于公司所有权。从早期FDI主导的时代开始，深圳越来越被比亚迪、大疆和腾讯等本土创新公司所主导。2005年，以富士康（又称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首的两家台湾公司，是深圳专利排名前两位的公司。

到2015年，中国企业占据了整个前十名，中兴和华为处于领先。今天，深圳是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正在超越香港。

这绝非偶然。中国政府将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并推出了支持性的产业和创新政策，包括公私合作的研发计划和风险投资。它甚至创建了公私研发联盟，便利向当地制造商的技术转让。

没有这些政策，华为可能就不会存在，至少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存在。

早期，华为销售从香港进口的电话交换机。最终，它转型为一家依靠内部研发的高科技制造企业，而没有与跨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在公私研发联盟的促进下，外企企业上海贝尔向华为传播了知识，是这一转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培育有活力的本地企业，从来都不是槟城的政策目标。因此，经济仍然由美国跨国公司主导，这些跨国公司主要在马来西亚开展低附加值活动，而将研发等高附加值活动留在国内。

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等美国大公司占槟城顶级专利权人的50-70%，而马来西亚公司的份额从2000年代的20%，下降到2010年代中期以来的零。

槟城缺本土创新

槟城的FDI真正实现的是促进人力资本发展。1989年，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槟城技能发展中心，以确保工人拥有跨国公司所需的技能。

这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加上强大的供应链，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即使当地的工资已经上涨，许多跨国公司仍然坚持下来。换句话说，这座城市仍然有很大的潜力。然而，本土创新的缺乏阻碍了槟城的发展，正如这种创新的出现加速了深圳的发展。

这些截然不同的发展故事，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教训意义。吸引 FDI固然重要，但要充分利用FDI，就必须采取干预措施，支持知识转让和本土创新的长期进程。

如果美国希望引领未来的行业，也许它应该考虑创建深圳式的公私合营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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