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AI末日预言太夸张/Project Syndicate

人工智能(AI)领域的各种先驱几乎每周都会对其引入世界的这项技术提出严重的警告。

数月前,当我与某些人工智能专家共进晚餐时,就很早感受到了这种新兴的悲观共识。

这些人工智能专家认为数百万相对复杂、高薪的工作可能会遭到威胁。我离开时不由自问,这种暗淡的前景是否真的合理。

我当然有自己的疑虑。自20世纪80年代我开启职业生涯(甚至更长时间)以来,科技进步一再被视为对汽车制造等关键行业工作的主要威胁。

但在英国脱欧灾难爆发前,因为新型精密技术在促进领先制造商核心业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英国的汽车产量甚至远超汽车行业所谓的鼎盛时期。

日产目前在英国北部港口城市桑德兰经营着全世界产量最高的汽车工厂之一。

同样,尽管德国汽车工人的名义薪酬相对较高,但该国的汽车制造企业数十年来却一直在不断适应并取得了蓬勃发展。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并为满足全球中产阶级对高质量性能汽车日益增长的需求作出了贡献。

诚然,随着全球朝向电动汽车的转型,德国汽车企业正面临着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同时,中国经济放缓意味着短期内增长疲软。但从过去的经验看,汽车行业将会调整适应,并在未来取得更强势的发展。

别忽视人口老化

人工智能末日预言家同样忽视了多数发达国家及众多主要发展中及新兴经济体人口正在快速老化的事实。

随着劳动力增长放缓及民众寿命的延长,规模较小的劳动年龄人口将面临为养老金、医疗保健和其他(往往是)非歧视性承诺出资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经济增长表现将会举步维艰,除非上述规模较小的劳动人口能够提高生产率。日本和意大利是过去几十年来反映这一趋势的两个突出的实例,但绝不仅仅它们才面临这样的问题。

此外,中国、韩国和欧洲大陆多数国家均面临同样的困境。尽管移民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但却成为一个日益紧张的政治问题。能够提高生产率的人工智能应用或许恰恰能够满足我们的所需。

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另外,只需看看正在吞噬越来越多国家财政的曾经备受珍视的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

该体系所雇用的员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但它的生产率却越来越低。

我们在英国经常听到有关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失败以及这对寻求医疗救护的民众意味着什么的无穷无尽的恐怖故事。

以时代健康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研究这一问题,我认为,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显然需要大量采用现代技术来协助完成简单任务(如让一个计算机系统与另一个通信)以及更为复杂的任务。

例如,通过在整个系统中嵌入经人工智能强化的高速诊断装置,可以有助于发现疾病风险并通过药房或全科医生等最佳渠道提供早期医治。这样的干预将大大提高生产率和护理品质。

公共卫生救星

我们已经掌握早期但却极为有力的证据,证明人工智能可以在全球公共卫生系统中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

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25日一则报道显示,加拿大和美国的一组科学家已利用人工智能发现了一种新型抗生素,事实证明,该抗生素(到目前为止)在抑制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名单上已知的超级耐药菌之一——鲍氏不动杆菌时表现得非常有效。

因为在2014~2016年曾领导英国对耐药菌的独立审查,这一发现令我感到极其鼓舞。该药物仍需经过漫长而昂贵的常规临床试验过程。

但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是数十年来我们首次获得对抗致命超级细菌的抗生素。从协助发现或研发抗击迄今为止无法预防疾病的疫苗到在更大范围内简化临床试验过程,现在不难想象人工智能还能在医疗领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巨大潜在好处

当然,为防止这一波最新创新浪潮带来社会、政治和经济灾难,人工智能专家认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和高标准监管无疑是正确的。

目前这个全天候社交媒体、点击陷阱和假新闻的时代无法给人以信心,因此,很多人都抱有悲观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是忽视人工智能显而易见的巨大潜在好处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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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急需重组/Project Syndicate

自冠病疫情爆发以来,发展中世界的公共部门债务脆弱性与日俱增。

而利率上调和有限的国际资本市场进入渠道只会加剧这一问题——就连那些有偿付能力的国家,如今也在努力应对流动性挑战。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IMF)预测未来几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仍将高于2019年。很显然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就算不存在违约风险,也还是会继续面临债务压力。

然而,这一危机的严重性却并未反映在全球合作议程中。例如去年在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提出了关于发展融资的几项重要方案,但在解决中低收入国家过度负债问题方面却进展甚微。

最关键的是,世界仍然缺乏一个全面债务重组机制,来解决这一普遍且反复出现的问题。

现行最古老的债务重组机制——巴黎俱乐部——只涉及其22个成员(主要是经合组织国家)所涉及的主权债务。

有时多边贷款机构和外国政府,会对主权债务危机采取临时应对措施。

例如1980年代拉美危机后实施的由美国支持的布雷迪计划帮助一些国家减少了债务,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券市场的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于1996 年发起的《重债穷国倡议》,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了急需的舒缓措施;2005 年的《多边债务减免倡议》对此进行了补充,将符合条件国家欠多边债权人的债务一笔勾销。

其他应对措施旨在改善重组进程。1994年墨西哥危机后,经合组织10国集团建议在债券合同中引入“集体行动条款”,使特定多数的债券持有人,能够在必要时修改条款和条件。

此外,2013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授权在其成员国的债券合同中,纳入“集体行动条款”的汇总条款,为多个事项的联合重新谈判提供了便利。

债权人阻挠进程

但尽管进行了这些改革,债权人仍然可以构建多数来阻挠进程,这部分原因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行的约一半主权债券,都缺少扩大后的“集体行动条款”,另一部分则是债券协议和其他债务合同之间的不兼容性。

国际货币基金曾试图在2001-2003年,建立一个主权债务重组的制度框架,但最终未能如愿。这一拟议的机制,本可以通过快速、有序和可预测的过程对不可持续的外债进行重组,同时保护债权人的权利。

此外,该机制的监督机构将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董事会和理事会。最终美国拒绝了这一倡议,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巴西和墨西哥)也表示反对,因为它们担心该机制会限制自身进入资本市场。

当公共债务水平在疫情期间大幅飙升时,二十国集团和巴黎俱乐部为低收入国家制定了《暂停偿债倡议》,在2020年5月至2021年12月间,73个符合条件的国家中有48个国家停止偿债。

需永久解决方案

随后在2020年底,上述两个组织又批准了《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以协调并为符合《暂停偿债倡议》的国家提供债务减免。

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国家——加纳、赞比亚和乍得,根据该框架达成了协议,另外只有一个国家,埃塞俄比亚——提交了申请。据报道其他几个潜在受益国都不敢参与的原因,是担心信用评级被下调。

忧信用评级下调

这显然需要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一个主权债务重组的制度性机制,最好是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也可以容纳这样一个机制,但前提是争端解决机构必须如2003年所提议的那样保持独立于其执行董事会和理事会。重新谈判框架应具备一个由自愿重新谈判、调解和仲裁组成的三个阶段进程,且每个阶段都有固定的期限。

但即使达成一致,一个法定机制也需要进行漫长而复杂的谈判,因此,一个专门工具是必不可少的补充。

为此,联合国和其他实体提出了修订后的《共同框架》,该框架应为重组设定明确且较短的时间框架,在谈判期间暂停债务支付,制定明确的程序和规则,保证私人债权人的参与,并将参与资格扩大到中等收入国家。

为确保重组后的稳定性,所有协议不仅都应包含修订后的到期日和利率,还要在必要时削减债务。

而正如我之前所建议的那样,替代方案可以是一个由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或地区多边开发银行支持的机制。除了提供重新谈判框架外,主持机构还能促进融资,解决相关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并支持重组进程。如果发行新债券,则应附加一项类似布雷迪债券的担保条款。

还有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将欠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纳入重组进程,就像2005年对低收入国家所做的那样。

应成首要讨论事项

鉴于那些重债低收入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所欠债务中有很大比例来自这些机构,因此可能有必要将其涵盖在内。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必须确保有稳定的发展援助流入来弥补这两类机构的损失。

此外,由于新的官方贷款人(尤其是中国)的出现以及与债券不同的各种债务合同(包括对私人投资者的担保)的兴起,传统的官方债权人与私人债权人之间的区分变得更加复杂。未来的“汇总”必须包括所有债务。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涵盖私人和官方债权人所有债务的全球债务登记册,以确保公平的债权人待遇并提高透明度。

最后,为缓解未来的债务危机,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都建议,广泛采用根据经济状况或大宗商品价格来调整收益的国家状况变动型债券。这将在经济衰退时减轻主权资产负债表的压力。

如果国际社会不将这一问题置于其议程的中心位置,那些过度负债的发展中国家,将永远无法获得所需的减免。

债务重组应成为今年里约热内卢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和2025年在西班牙举行的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首要政策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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