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保护主义浪潮? 大马贸易政策调整/李荣昌
近期，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部长东姑扎夫鲁透露，美国在当前的关税问题谈判中向大马提出了四项主要要求，包括：消除大马的非关税贸易障碍、解决双边贸易逆差、保障美国技术安全，以及推动大马对美国产业的投资。
美方尤为强调，大马必须确保美国的敏感技术不会落入其“不认可的对象”手中。
在美方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中，大马是否有能力全面回应？
首先，从美国对马来西亚提出的四项核心要求来看，最关键的一项是要求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
根据数据显示，美国在2024年对马来西亚的贸易逆差高达248亿美元，使马来西亚成为美国第15大贸易逆差来源国。这一逆差水平引起了美方高度关注，并成为双边谈判的重要议题。
然而，从经济现实来看，马来西亚在短期内难以通过扩大对美进口来显著缩小双边贸易逆差。一方面，尽管马币近期略有走强，但相较美元仍属疲弱，使得企业与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本地或区域内、汇率相对较低的供应来源；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整体收入水平相对有限，内需结构偏向中低价产品，尤其对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的美国产品，市场吸纳能力受限。
因此，期望马来西亚在短期内以大量采购美国商品来缓解贸易逆差，并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基本面。
严防洗产地
在此背景下，马来西亚若要在短期内有效回应美国的逆差关切，最具现实操作性的做法便是防范和遏止“洗产地”问题——即第三国通过马来西亚转运商品以规避美国关税。
加强对原产地证书的监管和管理，正是处理这一问题的核心手段，也是当前投资、贸易及工业部（MITI）所优先推动的关键政策之一。
在与美国就关税问题展开谈判后，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部长拿督斯里东姑扎夫鲁随即采取行动，指示MITI全面接管所有出口至美国产品的非优惠原产地证书（NPCO）签发工作，并撤销商业理事会与行业协会的签发权限。
他强调，此举的目的在于防止其他国家利用马来西亚作为转运通道，将受美国高关税制裁的商品“洗产地”后再出口美国，确保大马出口行为的合规性，并重建美国对大马贸易制度的信任。
政府统一发证
MITI指出，已发现部分来自遭美国高关税制裁的国家的商品，经由马来西亚转口，并被虚假标示为本地制造产品。为强化监管、杜绝“洗产地”问题，MITI决定撤销所有商业理事会及行业协会的NPCO签发权限，由政府统一发证，以提升制度的透明度与权威性。
扎夫鲁
致力反倾销
与此同时，MITI也宣布，我国已正式对进口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征收反倾销税。
根据最终裁定，中国的税率介于2.29%至11.74%，印尼则为37.44%，相关措施自即日起生效。
该决定是MITI在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展开数月调查后所作出。调查自2024年8月9日启动，依据《1993年反补贴与反倾销税法令》及其相关条例进行。
结果显示，中国与印尼出口至马来西亚的PET产品价格低于其本国市场售价，构成倾销行为，并对我国本地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
积极应对美要求
综观近期政策动向，马来西亚加强对非优惠原产地证书（NPCO）的监管，以及启动针对特定进口产品的反倾销税措施，实质上是为回应美国在关税谈判中提出的关键关切，包括防止“洗产地”行为与打击不公平贸易。
美国长期关注第三国利用马来西亚作为转运地规避其高关税措施，而大马此番主动整顿相关机制，意在展现对美方关切的重视与配合，强化双边经贸互信。
然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马来西亚政府明显采取了相对克制的立场，避免直接点名中国，反倾销税率亦相对温和，显示出其试图在不激化中马关系的前提下达成对美政策回应。这种策略性模糊反映了马来西亚一贯秉持的平衡外交立场，务实地在中美两强之间保持灵活空间，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区域稳定。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在回应美国贸易关切方面，已展现出务实且积极的姿态。无论是全面接管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签发权，还是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税，均体现了大马在防范“洗产地”与打击不公平贸易方面的政策决心，意在回应美国所提出减少贸易逆差的核心要求。
然而，从当前美国的政策取向来看，尤其是特朗普阵营有意将关税重新定义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未来美国在关税谈判中的让步空间势必受限，“对等关税减让”机制也将难以恢复到以往的宽松状态，减幅预计将趋于保守。
贸易自由度收缩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亦同步启动对部分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机制，此举不仅有助于维护本地产业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美方对不公平贸易的关切。但这也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商品被纳入贸易救济工具监管之列，使我国对外贸易环境愈加趋向规范化与防御性，双边乃至多边的贸易自由度将面临收缩。
从本轮马美关税谈判及政府的应对节奏来看，不难发现，在各国与美国重新审视贸易关系的过程中，全球正缓步迈入新一轮以关税壁垒和政策干预为特征的保护主义时代，而这一趋势，正是由美国主导推动，已成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前景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与大萧条/李荣昌
近期，随着美国加征关税政策的不断推进以及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市场普遍预期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可能面临衰退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也指出，受贸易紧张局势和关税不确定性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将出现明显放缓。
报告预计，2025年全球GDP增速将从2024年的3.3%下降至2.8%。尽管IMF强调，当前的政策不确定性将对全球经济构成实质性压力，但其仍未认为全球将重演“大萧条”式的全面经济崩溃。
然而，市场与公众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依旧未减。VIX波动率指数被视为市场恐慌情绪的“晴雨表”——一度飙升至52.33的高位，尽管随后有所回落，目前仍维持在30点左右，显著高于正常水平。
这种高度的不安令人不禁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及其背景下出台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因其对国际贸易的严重阻碍，长期以来被视为引发和加剧大萧条的关键因素之一。
那么，斯姆特-霍利关税是否真的是导致当年经济大崩溃的“罪魁祸首”？今天的关税政策是否正在重蹈覆辙？
糟糕的回应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并非导致1929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这一法案于1930年6月正式生效，而美国历史性的经济崩溃早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时就已经拉开帷幕。因此，从时间顺序上看，这项关税法案属于对危机的一种回应措施，而非危机的起点。
该法案将超过2万种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提高至历史高位，其初衷是为了在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保护美国本土的农业和工业免受外国廉价商品冲击，以稳定国内市场和就业。
然而，这项政策在实际操作中适得其反：各国纷纷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导致国际贸易急剧萎缩，进一步拖累本已疲弱的全球经济体系。
因此，斯姆特-霍利法案并非大萧条的“始作俑者”，而是一个加剧危机、反映政策失误的经典例子。
保护主义主动出击
相较之下，当今美国的关税政策动机与当年存在显著差异。当前的关税更多是出于财政收入与国家战略考量，如鼓励制造业回流、减少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意图增加关税与政府收入比重，以关税养国。这些目标虽然同样具有保护主义色彩，但在全球化深度融合的今天，其经济和政治含义已远不止于“保卫本土产业”那么简单。
因此，在理解斯姆特-霍利法案的历史角色时，我们应当把它视为一项在危机之中采取、却因缺乏国际协调与宏观视野而失败的政策尝试，而不是导致大萧条的元凶。
它的教训在于：在面对全球性经济挑战时，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往往不能真正保护本国利益，反而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令局势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当前美国的关税政策，并非出于应对经济危机的迫切需要，而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其四大核心改革议程——贸易、移民、财政政策与监管改革，框架下所推出的一项战略性举措。这一政策意在通过重塑贸易结构、缩小贸易逆差、强化本土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从而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国家战略目标。
而且，在特朗普就任之前，美国已基本控制住通胀水平，并成功推动利率逐步正常化，开启的降息周期亦更多是出于预防性考量，而非因经济疲弱所致。因此，当前关税政策的调整并非为了应对经济基本面的危机，而更多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诉求的驱动，尤其是服务于重塑经济结构与赢得选民支持的目标。
综上所述，本轮美国关税政策的背景，与1930年代为应对经济衰退而出台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有本质不同。
前者主要出于战略和政治动机，着眼于制造业回流和贸易结构调整；而后者则是在经济已陷入严重萧条的背景下，为保护本土产业而采取的被动反应。两者虽形式相似，但出发点与宏观环境截然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大萧条的爆发并非由斯姆特-霍利法案单一引发，而是多种因素叠加所致，包括股市崩盘、银行危机、政策失误与金本位限制等。
该法案虽加剧了危机，但并非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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