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经济心理的感性与理性/胡逸山博士

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心理学的一种表象或实践。而经济学里的基础假设,是个人在钱财处理方面是理性的,即希望得以累积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或利润,而尽量减少被强迫性的开支或成本。

所以,大家当然都希望自身的薪资得以更高、生意的盈利得以更大,但所交的税更少、一本得以万利。

但当然实际上的个人,未必是完全理性的,甚至是完全不理性的也有。如在消费方面最为能够展现这一点。譬如一些人会不时去购买一些自身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在朋友间炫耀。

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补偿机制,为了弥补自身强烈的自卑感,便要自大展现自己拥有奢侈品,很是威风凛凛,哪怕只是片刻也好过没有。

金钱游戏盼割韭菜

但如果是从事快速致富或金钱游戏的,便也要制造自身过着奢华生活的假相,如近日被报导去租用一部没飞的私人飞机来拍摄好像乘着环游世界的视频贴上网,以在庞大粉丝群里制造羡慕,让彼等奋不顾身地加入“致富”行列。

撇开道德层次(大家心里也有数),这种做法也还是理性的,主要就是下大一点的成本(但又不是大到真正环游世界的成本)来期望“割韭菜”赚取暴利。

当然,如果上升到机构或社会层次,个人即便是理性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又未必等同于机构或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如个人可能希望做少少工、收多多薪水;生意赚多多钱,交少少税,甚至不交税。

但公司当然却又希望员工得以更为勤奋、薪资得以更低;政府也希望税收得以更多,方能推展各项公共服务与发展项目。这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与其协调,也就造就了许多经济学方面的课题。

而上升到更为宏观的国际层次,经济学也还是需要顾及那个难以抓摸的市场心理的。

不但如此,即便是在国际层次,那些个人层次的羡慕、妒忌、自大、自卑等心理,以至由此而来的理性或非理性(有时也要看是从哪一个角度来探讨)行径,也还是会展现出来的。

国债高低国情有别

就说国债吧。

首相安华日前再如其纠缠多年的政治对手、前首相马哈迪医生般,警告说本地的国债高企、此风不可长云云。安华还举例说本地国债曾一度高达1.5兆令吉,不能再增长了。

但如看一些与美国比较的经济数据,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本地的大约64倍,但美国的国债却是本地的100倍!

如此一来,美国不是应该比本地更为担忧其国债的高企吗?

然而,除了每年几乎例行的白宫与国会之间更多是基于政治对抗(许多时候这两大权力中心分由不同的政党出掌)而非经济考量的有关国债封顶是否提高的争执外,无论是美国或国际上的市场,几乎从来没有因美国国债高企而担忧过。

信心影响投资意愿

这是因为大家对身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终极偿还国债的信心还是很强的。

至于如本地般的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对其偿还哪怕是更低的国债的信心,坦白说也还是很有保留的,而这种保留也就会影响到彼等的投资意愿,这是很现实、也是很残酷的,大家只好自叹不如地沉着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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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尔丁 用200年数据说明女性就业阻碍

(华盛顿9日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戈尔丁(Claudia Goldin)荣膺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

这位经济史学者1980年代率先采用全面性的方法,解释女性就业比率提高的原因,以及性别差异为何依然严重。她的研究让各界对女性在过去及当代劳动市场上所扮演的角色,获得崭新且令人震惊的了解。

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在全世界,女性就业率约50%,男性的比率则为80%,且女性员工通常薪资较低。若女性没有与男性相同的机会参与劳动市场,或参与的条件不平等,就是在浪费劳动力与专业能力;如果工作不是由最有条件的人来担任,将会损及经济效率;如果男、女同工不同酬,将会削弱女性从事工作与力争上游的诱因。

戈尔丁以创新的方法结合经济史与经济方法,证明多项不同因素在历史上影响女性劳工的供给与需求,且至今依然如此。

这些因素包括女性兼顾有薪工作与家庭的机会,在接受教育与照顾幼童之间做出抉择,技术创新,法律与规范,以及经济的结构性转型等。

她的研究结果已经使各界更加了解女性与男性的就业率与薪资差距究竟有多大,以及原因何在。

戈尔丁为深入了解,她整整回顾了200年的演变。

戈尔丁的创新作法

在戈尔丁1990年发表著作前,研究人员主要是研究20世纪的数据,结论是经济成长与女性担任有薪工作人数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但戈尔丁的研究却推翻了这项推论,她发现美国在18世纪未期之后的200年期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呈现出一条“U型”曲线。

由于这段期间经济稳定增长,因此戈尔丁曲线证明从历史来看,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正相关,而且这种U型现象并非美国所独有。

换言之,单靠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降低劳动市场上的性别差异。

戈尔丁认为,婚姻其实是一项重要原因。社会对已婚女性就业予以污名化,以及立法与其他体制性障碍,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远远高于人们的想像,她称之为“婚姻障碍”(marriage bars)。

另一项重要原因,就是女性对职场生涯的期望。在20世纪很长一段期间,女性都低估了自己能工作的机会,直到1970年代才有所改变。

之后由于社会规范及劳动市场型态改变,以及女性教育程度提高,都影响女性就业位阶。但彻底改变女性职场规划及生涯的重要创新,则是1960年代避孕丸的问世。

戈尔丁发现避孕药使美国女性晚婚晚孕,也使女性有更多的工作选择,更多女性研究经济学、法律及药学,尤其是影响1950年代出生的女性。

已婚女性的就业阻碍

戈尔丁也利用200年来的薪资数据,编制长期的性别收入差距时间数列。结果发现尽管经济增长,女性教育程度提高,但在1930~1980年期间男、女薪资差异几乎没有变化。戈尔丁也证明薪资性别歧视,使女性就业随着服务业快速增长而大幅增加。

戈尔丁认为,对女性就业机会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女性的选择通常受到婚姻及家庭责任的限制。如何掌握生涯规划的机会,生育子女后是否仍有财务能力重返职场,或更有弹性的工作,对女性而言更为重要。

她也证明女性就业条件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要好几十年。她的研究成果不仅适用于美国,在其他国家也都观察到同样的情况,更让我们深入了解劳动市场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新闻来源:《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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