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滞胀即将降临了吗?/Project Syndicate

关于未来数月即将出现的通胀,究竟是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衰退引发的暂时性急剧反弹,还是体现了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因素的持续性趋势这个问题,经济学界内部的争论越来越大。

有几个论点认定通胀会出现长期持续增长——该比率在过去十余年一直低于大多数央行每年设定的2%目标。

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为一个看似已经好于预期的经济复苏颁布了过量的财政刺激措施。

去年春天和12月已经分别出台了3兆美元(约12.3兆令吉)打包方案和9000亿美元(约3.7兆令吉)刺激计划,今年3月又批准了1.9兆美元(约7.8兆令吉)额外支出,紧接着还有2兆美元(约8.2兆令吉)的基础设施法案。

可见美国应对此次危机的力度,要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大了一个数量级。

释放受压抑需求

但有人反驳说这种刺激措施不会引发持久性通胀,因为家庭将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存起来拿去还债了。

此外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会增加需求,也将通过扩大可以提升生产力的公共资本存量来增加供给。

不过即使考虑到这些动态因素,刺激措施引发的私人储蓄激增,也意味着会有一些受压抑需求会被以通胀的形式释放出来。

第二个相关论点则认为,美联储和其他大型央行的货币和信贷宽松复合政策过于宽松。

央行提供的流动性已经在短期内导致了资产膨胀,并将随着经济再度重开和复苏加速而推动通胀式信贷增长和实际支出。

有些人认为,央行可以在时机成熟时简单通过缩减资产负债表,并让政策利率脱离零或负值区域来消灭多余流动性,但这种说法已经越来越难以让人信服了。

中央银行一直在以相当于“直升机撒钱”或是实践现代货币理论的方式将巨额财政赤字货币化。

央行丧失独立性

在公私债务从一个本已很高的基线上(发达经济体相当于GDP的425%,全球356%)进一步增长的时候,只有将短期和长期低利率相结合才能维持债务负担的可持续性。

在这个时候实施货币政策正常化将重挫债券和信贷市场(然后是股市)进而引发一场经济衰退。

可见中央银行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其独立性。

而对此的反驳理由是,中央银行可以在经济达到充分产能和充分就业时,再想方设法维持其信誉和独立性。

另一种选项则是脱离对通胀预期的锚定,但这将毁掉央行的声誉,致使物价增长失控。

赤字货币化防通缩?

第三种说法是财政赤字货币化不会引发通胀,反而只是防止通缩。

但这个说法的前提是将全球经济当前受到的冲击跟2008年作类比,当时的情况是资产泡沫崩溃造成了信贷紧缩,进而导致了总需求冲击。

而当前的问题是我们正从一场负面总供给冲击中恢复过来。因此,过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确实可能催生通胀,甚至导致更糟糕的滞胀(高通胀与衰退并存)。毕竟1970年代的滞胀,就是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和1979年伊朗革命后引发的两次负面石油供应冲击后产生的。

在当前情境下我们需要小心一些潜在的负面供应冲击,因为它们既是对潜在增长的威胁,也可能是推高生产成本的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这类贸易障碍;疫情后供应瓶颈;中美冷战加剧;随之而来的全球供应链巴尔干化及外国直接投资从低成本中国向高成本地区转移。

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人口结构。当老一辈人通过花光储蓄来刺激消费时,新移民限制将给劳动力成本带来上升压力。

民粹主义恐反弹

此外,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意味着民粹主义反弹的威胁依然存在。

一方面这可能以一些支持工人和工会(这是劳动力成本压力的进一步来源)的财政和监管政策的形式来呈现;另一方面企业寡头势力的集中也可能被证明是通胀性的,因为它提升了生产者的定价能力。

通胀回归后果严重

当然,对大型科技企业和资本密集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抵制也会在更大范围内减少创新。

对于这种滞胀论也存在一种相反的说法。

尽管遭到公众抵制,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方面的技术创新可能会继续弱化劳动者,而人口结构效应可能会被更高的退休年龄(意味着更多劳动力供给)所抵消。

同样,随着世界许多区域内部一体化的加深,以及服务外包为劳动力迁移的障碍提供了变通之道(印度程式员不必搬到硅谷就可以设计美国手机应用程式),当前的全球化逆转本身也可能被逆转。

最后,任何收入不平等的减少可能只会缓解需求乏力和通缩性长期停滞,而非引发严重通胀。

在短期内,消费品、劳动力和大宗商品市场以及一些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将防止通胀持续暴增。

但在未来几年内一旦出现任何一种持续负面供给冲击,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就将开始触发持续的通胀(以及最终的滞胀)压力。

毋庸置疑:通胀的回归将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后果。

我们将从“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代进入一个宏观不稳定的新时期,债券的长期牛市终将结束,不断上升的名义和实际债券收益率,将使当前留下的债务无以为继,导致全球股票市场崩溃。

在适当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再次见证1970年代式的不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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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高利本地高兴?/胡逸山博士

上篇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里支持巴方的许多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石油禁运。

这导致美国出现了双位数的通货膨胀,这当然引起了对通胀一直高度警惕的美联储(相等于美国的中央银行)的坐立不安。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又是如何处理这高企不下的通胀挑战呢?这答案起初也不让人惊讶,不就是耳熟能详的调高美联储借贷予主要金融机构的利率。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利率不调则已,一调就越来越高,到了八十年代初,已然高涨到双位数,甚至接近20%,在数字上来说,简直就是在与通胀率相匹比,而且就如当下般,把高(当下当然还远没有当年高)利率维持了好一段时间。

高利率硬压通胀

这是沃克针对高通胀的一场硬仗,以高利率来硬压高通胀,可谓是经济学教科书里所叙述的金融当局拿来介入公开市场运作抗通胀的常用工具的实践版。

当时犹如当下,全世界都屏着气息,眼睁睁地看着沃克这当代屠龙手,是否得以成功把一飞冲天的通胀巨龙套捉回来,重新赶回龙穴里咆哮。

当时美国的通胀也的确逐渐回降下来。但直到近日,学术界与金融界里也还在争论,到底当时美国通胀趋缓的真正导因是什么。

因为其实到了七十年代末,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的紧张对立,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如在《大卫营协议》下,以色列与埃及这两个前几年还大打出手的邻国已然握手和解,还建立了外交关系,中东石油危机也就相应地解禁。

来自中东的汽油,再次大量涌入美国的加油站与工厂,能源的价格下降,而一个说法是通胀也就自然地跟着下跌了。

但无论如何,沃克的高利率手段,应该也扮演了一个显著的角色,把市场上流通的资金,都吸引到(美国的)银行里去吃高昂的利息,也就没有那么多热钱维系一飞冲天的通胀了。

而当时这种吃高利息的做法,也不只限于美国,而是在大多有着自由开放市场的国度皆为如此。

我当时还小,但就有听闻过一些亲友们,想方设法地要把多余的钱,弄到美国去储蓄起来吃高利息。

但那也不只在美国,因为要把钱留在本地,本地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开出接近双位数的利率来吸引存款。

吸引存款

还记得当时本地报纸的头版就有登载银行的广告,还表列出不同长短的定期存款利息,大多都八九不离十,有耐心者还会去对比几间银行的利息高低,以便得以吃到最高的存款利息,一时好不"热闹"。

而更为“添兴”的是,当时本地的合作社运动也开始兴起,但当时许多合作社却也不是相等于其他地方的农会般,是要聚资来把农业做好做大,而是成为变相的金融机构,主要就是以高达双位数的存款利率来吸引存款。

后来这些合作社被一众“合作蛇”上下其手,那又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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