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深圳示范区改革开创新未来/Project Syndicate

本月初,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布了升级特区制度的改革,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成为世界级贸易、金融和技术枢纽描绘了新的蓝图。

大多数海外中国观察家只是关注这对香港、上海、或粤港澳大湾区的影响。但这种评估过于狭隘,未能捕捉到习的深圳改革计划的真正意义。

事实上,习的广东之行以及他在深圳的演讲,让人想起邓小平著名的1992年南巡。

邓在视察南方各地途中发表了一系列演讲,之后成为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习近平的深圳示范区宣言,很可能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始。

当初,正是习的父亲习仲勋作为广东省第一书记,对中国推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后来又增加了海南)建立经济特区的大胆改革政策发挥了核心作用。

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把中国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广东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导致逃港潮。

年均增长40年达20.7%

当时,中国决定在几个经济特区设立特定的出口加工区,其资金与技术主要来自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华人的投资。

之后,得益于香港繁荣的自由港和世界级的金融业,深圳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创意、技术和资源,唤醒了其技术创新与企业家敢闯精神。

这些在中国当时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内尝试引进市场力量的实验,当时确实难以置信,但它们成功了。

40年来,深圳年均GDP增长率,达到惊人的20.7%。其曾经贫穷的渔村,现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是内地城市中最高的。深圳的GDP总额达到了2.7兆人民币(约1.7兆令吉),超过了隔壁的香港。

但近年来,甚至最近几个月,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引发了全球衰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气候环境迅速恶化等一系列全球危机,北京没有人在幻想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将变得更容易。

相反,为了维持发展势头,必须更新升级改革开放的模式。而深圳正是测试新模式的理想示范区,因为其在首批经济特区中表现最佳。

这也符合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经验,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局限于特定的理论或预定的计划,而是基于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务实地探索发展的可能路径。

而这个过程总是始于对现有机会、潜在威胁、主要障碍、和可能的突破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估。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正是这种务实的国情评估,产生了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并成为即将公布的涵盖2021至2025年的“十四五”规划的核心指引。

许多海外人士错误地将这一战略,当作中国正在“向内转”的信号;相反,双循环战略实际上是为了确保对全球机遇的开放与对国内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依赖之间的更好平衡。

中国探索改革试验的过程,通常是先在特定地区测试新的政策与制度,然后通过分阶段及多方协调的方法,在更广泛的地区实施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政策与制度。这正是在深圳将再次发生的事情。

拥更多自主权

改革的过程显然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方向,但改革措施主要是在地方形成、执行与管理。

习在深圳讲话四天后,国家发改委就宣布了在40个领域下放地方自主权给深圳,以促进其市场发展和经济整合的综合改革试验。

例如,深圳将在资本、土地、人才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市场制度建设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如可以对新市场与新商业模式制定新监管规则(包括商业争议解决机制)和建立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

深圳示范区还将获得更多的立法与行政管理空间,来建立与国际惯例兼容的制度生态体系,涵盖金融市场、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关键领域,可以不受省级或中央部委管理的现有制度体系的限制。

按照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方针,深圳和广东省政府以及相关的中央政府部门,已受命在未来两年内落实需要新增的深圳地方自主权的重点领域,以促进示范区系统性制度变革。

有权提新立法监管制度

除了获得下放的地方自主权,深圳还可以超越中国现行法规,提出新的立法和监管制度,但需要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国务院的批准。

这种崭新的综合批量放权的制度改革方式,大大降低了对复杂系统进行系统性改革的障碍,也同时维持了改革过程的平稳、高效、及有序渐进。

这种新方式是为了确保到“十四五”规划完成之时,深圳可以拥有一套完整的的世界级现代城市制度生态体系,来管理运作其经济、社会、环境和技术进步等关键领域。

当然,这并不意味深圳可以牺牲中国其它地区的利益而兴旺发达。

深圳示范区的大胆改革不仅应该考虑其区内发展目标,也必须考虑对全国其它地区的影响。

有些人认为,深圳示范区改革计划的目的,是去削弱香港的竞争优势。这种狭隘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是,深圳的发展将通过扩大和深化区域市场来创造更多的机会。

为港青创就业机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承诺将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倡议,而深圳改革计划中特别包括了为香港青年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居住条件的具体措施。

推动像中国这样的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的发展,即使在最好的形势下,也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尤其是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仿效。在严峻的外部压力形势下,挑战必然更大。

但随着深圳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蓝图的推出,包括其在更广泛领域制度改革的实施与调整,中国看起来很有可能会达到其设立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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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经

拒绝卷在大城市 中国消费流向小地方

彭博社专栏

赵晓辉(译音)辞掉了北京咖啡师的工作,回到东北老家谋求发展,这件事几年前他想都不会想。

北京的物价太高,他每天只能勉强过日,去年6月决定回老家丹东,开了一家精品咖啡馆,用高档的瑰夏咖啡豆作滴滤咖啡,一杯卖到60人民币(约39令吉),赚的比在北京还要多。

今年25岁的赵氏表示,“我现在离家很近,回家就能吃到热乎饭,最重要的是自己有了事业。”

反向就业大军缩影

他的经历,不过是反向就业大军的一个缩影。在经济低迷的中国特大城市,公司裁员现象时有发生,剩下的岗位也竞争激烈。

这种就业模式的变化也在改变着低线城市,主干道上西式快餐店、奶茶连锁店和电动汽车经销商到处涌现,满足着回乡就业和可支配收入更高的本地居民消费需求。

虽然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士仍想在大城市找到高薪工作,但根据上海咨询公司脉策数据采集的数据显示,2023年上海和深圳的人口出现净流出。

根据1月份瑞银Evidence Lab对三线城市的调查,2023年下半年小城市的消费者几乎所有类别的月度支出都在增长,大城市则情况相反。与瑞银之前的调查相比,低线城市茶饮和咖啡店的消费次数明显加快。

百胜中国总执行长屈翠容2月份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低线城市的年轻人生活成本没那么高,所以有吃喝的预算,而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较高,年轻人就得精打细算。

涌入低线城市

百胜中国计划到2026年新增5000多家门店,其中超过50%位于特大城市之外地区。DPC Dash去年在中国内地开了180家达美乐门店,约八成没在北京和上海。

并非只有国际品牌看到了低线城市消费者的商机。根据北京餐饮数据平台窄门餐眼的数据,福州塔斯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蜜雪冰城等,中国一些最大的快餐和饮品店品牌,约有一半的门店开在了三线及以下城市。塔斯汀和瑞幸咖啡去年在中国的门店数量增加了一倍。

事实上,返乡就业的人们发现老家的大街上购物中心时尚别致,街上电动汽车来来往往,商店里人头攒动。

收入增加

老家的房价与大城市相差甚远,父母还能帮着付首付甚至更多。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消费者在肯德基吃顿饭也不会放在心上,买件Lululemon的衣服也不会心疼。有人还买了特斯拉汽车。

小地方的消费者有工作更稳定的公务员、医院职工和国企员工,而在大城市,不管是互联网公司还是金融机构,人们在担心降薪或者被裁。一线城市的“996工作文化”,许多小地方几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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