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浜田宏一（耶鲁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曾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别顾问）

我上个月——也是自新冠疫情以来头一次——回日本时被物价的巨大上涨幅度吓了一跳。2020年2月时在东京市中心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大约需要1000日元（约28.8令吉），而如今餐费已经涨到了2000日元（约57.6令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与美国的经历类似：即使通胀率有所缓和，但物价仍远高于疫情前水平。不同之处则在于日本还经历了对外国游客有利的货币大幅贬值：这2000日元如今只相当于13美元。

我到访时恰逢石破茂在自民党内部突出重围以微弱优势当选日本新首相。但我对他是否会推行日本所需的经济政策持保留态度。

我在21世纪初担任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所长时，曾与石破茂私下交流过。当时我指出日本银行过于严厉的货币政策正在伤害本国工业。

时任日本国会众议员的石破茂则回应说由于货币政策是门技术活且非常复杂，因此政府仍将继续听取日本银行专家的看法和建议。

这种尊重是有道理的。日本央行、财务省和其他机构拥有大量人才，并且对过去那些货币、财政及其他政策如何以及为何发挥作用有着深刻认识，因此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听取他们的意见。

问题是这些政府技术官僚往往倾向于采用他们熟悉的政策手段——即便这些手段实际上并非经济所需。

1990年后的日本货币政策恰恰反映了这种倾向。该国在二战后的经济繁荣部分得益于日元贬值。但日本与其他几个五国集团成员国在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同意让美元相对日元、法郎、英镑和马克贬值。该国的经济奇迹就此戛然而止。

然而，在随后三十年间历任日本央行行长仍想方设法维持强势日元，即便这会导致通货紧缩也在所不惜。其中速水优在成为日本央行行长之前曾对我表示，战后日元被低估的状况让作为央行从业者的他“痛苦不堪”。

专家偏见导致“失去十年”

换言之，政治家们承诺听取那些有着明确央行偏见的日本央行专家的意见，却因此直接导致了日本在1990年后的“失去的十年”，也就是通货紧缩和增长停滞。

这种情况在2012年安倍晋三任首相后发生了改变。出于对经济学的深刻理解，安倍知道不能盲目听从央行官员。同时他又认识到安排合适人选执掌日本央行的重要性，于是选择了致力于推行日本急需之货币扩张政策的黑田东彦。

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不会直接影响其货币汇率，重要的其实是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货币供应量。2012年的日本处于低利率时代，日本央行为防止日元过度升值——这将扼杀日本工业——而不得不保持较低甚至负利率水平。

借助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政策，黑田东彦从2013年开始设法确保贸易商品的生产成本保持在足以保持日本出口竞争力的水平，从而极大提振了经济。

但自那时以后全球货币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冠疫情后的通胀激增促使各主要央行从2022年开始大幅加息。虽然各地利率已然下降，但仍相对较高——美联储备的政策利率就接近5%。

日本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利率差，促使日本投资者将储蓄转移到利息更高的外币上，从而导致日元贬值。

汇率过低并非好事

日元过于坚挺无疑会对日本经济造成损害，这也是我为何经常倡导采取更具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原因。但汇率过低也并非总是好事。

目前1美元兑换152日元左右的汇率明显过低。日元贬值已经导致某些行业（如建筑业）劳动力短缺，引发旅游业过度膨胀并提升了日本学生的出国留学成本，此外还增加了出现危险性通胀的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1美元兑换120日元左右会更好。为此日本央行应立即出台一项常规短期利率政策，而如果事实证明这种政策过于严苛那就回归更宽松的政策安排。

幸运的是，虽然我确实担心石破茂会过分重视央行行长的意见，但他目前似乎倾向于采取日本需要的紧缩货币政策。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www.project-syndicat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