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向富人征税拯救地球/Project Syndicate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向人类发出了最后警告:除非我们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GHG)排放量减半,否则我们将无法将全球气温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摄氏度以内。

实现这一目标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但它既是可能的,也是可负担的——只要我们确保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支付他们的公平份额。

近年来,不平等性急剧上升。疫情期间,超过1.6亿人陷入贫困,而世界十大富豪的财富翻了一番。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现在赚取全球收入的52%,拥有全球财富的77%,而最贫穷的50%人口分别只占有8%和2%。

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数十亿人正遭受着生活成本上升和工资停滞不前的痛苦,随着经济衰退的临近,实现更大繁荣的前景无比暗淡。

世界从未如此富裕,但大多数人都经历着长期的经济不安全。这必然导致严重极化、社会功能失调、民主衰败和危险的不稳定世界。

经济不平等反映在气候不平等上。正如IPCC指出的那样,人均排放量最高的10%的家庭(即全球最富有的家庭)占基于消费的家庭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5%。最底层的50%——40亿人,其中许多人面临严重的能源不安全——只贡献了13-15%。

在这里,差距也在继续扩大:最富有的1%——每年收入至少10万9000美元的6300 万人——是目前增长最快的碳排放源。而与此同时,世界每个月都在消耗其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C以内的剩余碳预算的1%以上。

但排放量的差异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正如IPCC的新报告所强调的那样,有压倒性的科学证据表明,采取公平的气候行动方针,即公平分配所需转型的利益和负担,对于建立社会信任至关重要,而没有社会信任, 2030年目标只能是镜花水月。

这与我们在Earth4All的评估一致。 我们预测,除非采取一致行动,否则不平等性将在本世纪继续加剧,导致社会紧张和动荡加剧,并使应对气候变化等生存危机变得更加困难。

财富集中导致权力集中

财富集中导致权力集中,最富有的参与者对选举和公共政策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这破坏了对民主的信任,使政府更难做出有利于共同利益的长期决策。更平等的国家除了在教育、健康和长寿、肥胖、儿童死亡率、犯罪和环境方面取得更好的结果,往往对政府的信任度也更高。

正如IPCC报告明确指出的那样,要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就需要在未来十年内进行深刻的经济转型。

但只有在确保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和收入的新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这种转型才能在广泛的公众支持下取得成功。

具体而言,Earth4All提出,到 2030 年,所有国家最富有的10% 人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应低于40%,此后的份额还要继续保持下降趋势。过去的经验表明,对个人和公司的收入和财富征收累进税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

这意味着以极富人的资产为目标,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包括在避税港,同时开发和共享以各种形式持有的资产的国家登记资料。各国政府还应提高对推高温室气体排放的奢侈品相关消费的税收,例如使用私人飞机。

此外,我们建议实施通用最低企业税率,水平定在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25%——远高于2021年G20商定的15%税率。跨国公司应与国内企业缴纳相同的税率,基于其在每个国家的销售、就业和资产的份额对全球利润统一征税。

应对能源业征暴利税

我们还建议对能源等行业征收暴利税。 世界正面临乌克兰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但化石燃料公司本不应该将数千亿美元的利润收入囊中。 

同样,各国政府必须一劳永逸地堵住国际税收漏洞,并取消巨额化石燃料补贴——现在每年超过1兆美元。

IPCC估计,到2030年,取消补贴可让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多达10%。

总体而言,政府应该使用累进税来阻止股票回购计划。在这个世界需要创新来促进经济转型的时代,膨胀的股东收益不能超过研发投资。

至关重要的是,累进财富税和所得税产生的任何额外收入都必须用于保护最脆弱群体,支持因绿色转型而流离失所的人,促进性别平等,以及能源和食品系统改革。

通过缓解社会紧张和改善福祉,在不平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将使民主更加稳定,更有韧性,使它们能够更有效应对冲击,并为共同利益做出合理的长期决策,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方面。 

但是,正如IPCC明确表示的那样,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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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信用能否保护森林碳汇?/黄锦荣

我国独立初期,森林覆盖着国土面积的75%。随后的62年里,森林面积消失了6万1000多平方公里,约莫19万个足球场之多,覆盖率减少至55%左右。

就在森林面积少了四分之一的当儿,人口增长了四倍,经济规模扩大了近36倍。

对一个年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森林覆盖率往往被视为经济发展难以避免的代价,因为经济的扩张,意谓着多点城市化,而人口的增长,更需要居住及农耕畜牧的土地。

按《全球森林观察》在线侦察系统的数据,于2001至2023年期间,约79%的树木损失,就源自于受大宗商品盈利驱动的森林砍伐,所以,每当国际棕油价格进入上涨循环,森林砍伐就会加速。

既然森林砍伐换来了财富增长,为何我们要如此在意森林面积的流失?

毁林代价超出想象

因为我们压根儿不知道那代价有多大!

我们对森林价值的评估,往往取决于森林砍伐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而不是基于森林砍伐所引发的破坏估算,更非出于森林保护所带来的社会利益的估值。

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后两者都不存在市场交易,没有交易,也就没有供需均衡所赋予的价格,来反映毁林的实际成本,或者护林的社会利益。

简单来说,因为桐木有价,所以就会有人出于商业利益而砍伐树林,但也因为森林的未来经济价值更高,所以森林砍伐需要管制,植树造林需要进行。一砍一种,皆为经济考量。

但假如毁林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也可以有个市场价格估算,让树林砍伐不仅需要付出私人成本,也还得附上环境破坏成本,那么市场的决策也许一开始就会不一样。

举个例子,在2001至2023年期间,我国所损失的总树木面积为922万公顷。由于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可以将二氧化碳从大气层中除去,也是最有效的自然碳汇(natural carbon sink),树林损失也就意谓着本该被除去和储存的二氧化碳,将继续留在大气层而造成全球暖化。

应纳入环境损害成本

事实上,922万公顷的树林损失,直接贡献53亿吨的碳排放。若按世界银行对碳排放的破坏成本的估算,每吨碳排放的环境成本是40美元,那么23年来森林砍伐的总社会成本,在还没考量伐林对生物多样性所造成的无法逆转的伤害的情况下,也高达2130亿美元。

213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回看同一时期的原木和锯材的出口总值,也就区区300亿美元,远低于伐木的代价,唯有当棕油的出口总值也计算在内,伐木所创造的出口效益,方才提高至1万300亿美元。

如果森林管理一开始就把2130亿美元的环境成本考量在内,大宗商品投资的净现值也就不尽相同,我国今天的经济结构和地理景观,将会出现不一样的面貌。

而关键正如我在2021年2月9日所刊登的“给碳排放定个价”一文中指出,碳排放必须有个市场价格,至于定价机制,既可以是碳税,也可以透过碳信用交易,让碳排放的供需决定碳价,为森林管理提供市场方案及金融化渠道。

天然资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在2021年催化了大马森林基金的诞生,旨在推广REDD+框架,以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并强化森林永续管理以及保护和加强森林碳储量,而大马证券交易所也在一年后,创立了自愿性碳信用交易所。

于是,碳抵消在大马有了个管道。那些减少毁林或者进行植树造林的行动专案,可以将所避免的碳排放或所捕捉并储存的二氧化碳转换为碳信用,而想要中和组织或产品的碳排放量的企业,则可以透过市场竞标而获得该碳信用。

警惕“柠檬市场”

如此一来,碳排放既可被抵消,减碳专案也得到融资回报,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碳价,也将成为其他相关经济决策中,无法不考量的排碳成本和减碳益处。

奈何,哪儿有利益,哪儿就有争议舞弊。

由于碳信用交易属自愿性质,欠缺透明度,监管执法缺席,交易市场容易成为柠檬市场(即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充斥着缺乏信用的碳信用,不仅挤兑有实效的碳信用,甚至无助于碳抵消,却变成了企业合理化碳排放以及州政府生财的工具。

而且按碳信用交易的逻辑,以除碳功能强的新林再造,来取代除碳功能趋低的老龄林,就变得有利可图,碳信用会否因此导致老龄林被毁,破坏森林碳汇的原始功能,侵蚀生物多样性?

显然地,要达到普及化,碳信用还得克服有关于信和用的许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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