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方案进了诸多评估，但却往往集中在其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上。

而事实证明这项关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可能要深远得多。

西方领导人一直认为中国会在融入全球经济后自然崛起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以台湾为例，中产阶级的崛起早于1987年开始的民主转型。当时该地的人均 GDP（5325美元）已接近并在次年（6338美元）越过了6000美元的高收入门槛，而家庭可支配收入额则相当于GDP的67%。

低收入也能维持生计

但美国领导人预期中那个蓬勃发展和亲民主的中产阶级却并未出现在中国，这主要归因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由于劳动力人口相对儿童和老人的高比例意味着很低的抚养比，中国家庭即使收入很低也能维持生计。再加上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公共服务预算，中国家庭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收入并未跟上GDP的增长。

如今，中国的人均GDP（2023年时为1万2681美元）已经极为接近1万4005美元的高收入门槛。但家庭可支配收入相对GDP的比重却从1983年的62%下降到了44%，远低于60-70%的国际平均水平。

不出所料，在此期间家庭消费相对GDP的比例也从54%下降到了37%，而全球的相应比例则为60%。

巨额顺差经济模式

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把重点放在通过提升家庭收入相对GDP的比重来促进国内消费上，而是试图通过维持巨额贸易顺差（尤其是对美）来解决本国的劳动力过剩和产能过剩问题。

1994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将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待遇与人权脱钩的决定为这一做法铺平了道路。但真正释放了这场大洪水的则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制造业东升西降

克林顿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减少双边贸易逆差，而该成员国资格也会成为民主化的“特洛伊木马”。

但双边贸易顺差不降反增：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为5390亿美元，进口额仅为1200亿美元。

由此产生的4190亿美元贸易顺差是占制造业劳动力80%的中国农民工平均年薪的6200万倍。这些持续的巨额顺差框死了中国的发展模式，阻碍了必要的改革，也致使其富得流油的政府变得日益专制。

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急剧下滑。1971-2000年间美国制造业工人数量稳定在1770万左右，该国在全球制造业附加值和出口中所占份额分别徘徊在24%和13%左右。

但在中国入世后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数量急剧下降，2010年只剩1150万个。到了2022年美国仅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15%，出口的6%。

美国高薪制造业岗位的消失加剧了民众的挫败感，尤其是在所谓的“铁锈带”。

因此当特朗普承诺会通过对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征收新的关税以实现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美国时，他找到了一群言听计从的听众。

但他在第一任期内征收的关税影响有限，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找到了规避的办法，比如通过转口贸易和货币贬值。但这一次或许就没法逃过了。

中国出口难转移他国

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和所有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分别征收60%和10至20%的关税。在这一体制下中国不可能简单地将出口转移到其他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本身也面临关税，无法扩大对美顺差。随着债务压力的加剧，这些国家可能还会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而中国货币的疲软则可能导致资本外流和中产阶级萎缩。

扩大中产阶级

但如果采取了一项周密的应对措施，中国就能确保美国获得的任何利益都不会以牺牲自身为代价。这种应对措施的第一个支柱是结构性改革，旨在提高GDP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这将促进国内消费（包括对美国进口商品的需求），缓解产能过剩，使家庭更容易养育子女，从而帮助避免人口崩溃。

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还将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他们很可能会像西方国家三十年前所设想的那样开始要求更大程度的自由。届时中国的政治可能会更为契合西方民主。

中国还应该调整自身进出口结构，减少从巴西、俄罗斯和沙地阿拉伯等逆差国进口非资源类产品，以此为美国进口商品腾出市场份额。

中国还应寻求与美国进行产业合作，比如采取特斯拉的模式，以在保持本国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帮助美国重振制造业。

中美需建立互信

最后，中国必须与美国建立互信。鉴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即使美国设法提高其进出口比率，它也将继续对世界产生赤字。

为了从这些顺差中占据尽可能大的份额，中国必须努力改善双边关系，比如在从减少芬太尼的流动到加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等一些关键优先事项上与美国合作，毕竟前者的迅速崛起要归功于后者。

中美贸易失衡看似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政治参与是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迫使中国培养中产阶级，特朗普的关税甚至可能为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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