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中国的储蓄难题/Project Syndicate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央行披露的银行存款激增的数据,受到广泛关注和解读。

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2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兆元(约15.4兆令吉),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兆元(约10.49兆令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比2021年住户存款增加额9.9兆(约5.8兆令吉)元多出了8兆(约4.7兆令吉)。而且,仅11月和12月,居民存款就分别增加2.95兆(约1.7兆令吉)和2.19兆(约1.3兆令吉)。

在很多外部观察家看来,这一被抑制的购买力数据如能在2023年释放,似乎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是个利好。

但实际上,尽管中国在2023年有望看到消费的报复性恢复,但这并不改变中国家庭将长期维持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的事实。

2022年中国家庭过多的存款,仅仅意味着家庭支出在当年确实大幅度下降。但这些减少的支出不只是在消费方面。

是的,针对冠病毒株的严格防疫政策,和在部分主要城市采取的静默管理措施,确实导致家庭的正常消费支出被抑制,成为一种“强制储蓄”。

购房理财支出偏高

随着中国严格的封控政策被放弃,正如刚刚过去的农历春节所显示的那样,消费增长的恢复势头已经显现。但认为去年过多的家庭存款会在今年全部用于消费支出,那就过于天真了。

事实上,这些过多的存款并非都是被抑制的消费支出。对于中国的家庭,作为预防性储蓄的主要部分,购房支出和投资理财支出一直居高不下。只不过,2022年这些原本用于购房或投资金融产品的支出,更多转化为了银行存款。

家庭预防储蓄过高

根据现有多个市场研究机构的估计,居民在2022年可能大幅度减少约3兆至4兆人民币(约1.76至2.35兆令吉)的购房支出,而且由于股市和理财产品(WMPs)表现不佳,居民投向各类金融资产的资金,也相当部分回流到银行成为了存款。

这种现象多由经济不景气、不确定性加大和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恶化导致。

所以,即使2023年中国家庭的消费支出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在有限的未来,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并不容易得到实质性改变。

中国央行《2022年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家庭的储蓄意愿持续较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仅占22.8%,比上季减少1.0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1%,比上季减少0.3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19.1%,比上季增加1.2个百分点。

充分预估各方支出

中国的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居民对住房、育儿、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负担,有较为充分的预估。

尽管过去20年中国家庭的收入增长强劲,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覆盖面不断扩大,但由于保障水平低下,加之居民家庭可享受的公共福利项目过少,对家庭的储蓄率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储蓄率依然较为稳定。

不过,为了将来,中国确实需要认识到家庭的过高储蓄倾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挑战并要努力改变它。

社会保障未达水平

过去30年,中国在重新构建社会保障体制方面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至今还没有在社会保障体系和家庭福利项目方面,达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对称的应有水平。

一方面,居民家庭可以获得的福利项目和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的保护水平低下,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家庭收入相对高的大城市,昂贵的住房、育儿、教育、医疗和养老负担,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维持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原因。

住房制度须改变

为此,中国需要切实在目前的单一住房制度上面做出系统性改变,在城市地区加快构建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和长租房屋的供给体系并做出严格规划,国家应该为这些房屋的品质和社区配套设施,制定统一的国家标准并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

这对于减轻年轻一代的支出负担并降低他们的储蓄动机至关重要。

而在育儿、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方面,中国需要尽快设计和推出更多为家庭支出买单的福利项目,并大幅度提高国家在包括医疗、教育和养老等保障方面负担的比重。

事实上,给定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府年度投资支出规模,将部分投资项目的预算,转化为针对目标家庭的公共福利项目开支,是没有问题的。

改革财政支出模式

而且,中国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要加快研究和操作如何有效充实国家的社会保障基金,在此前提下,应该设定一个目标,比如在不迟于2030年能够为中国的家庭在医疗、退休养老等方面,提供一个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

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对其现有的财政支出模式和保障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的时候了。不然的话,家庭过多的储蓄将会成为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像过去这些年表明的那样,由于消费不振,中国政府不得不继续依赖更多的投资支出,以阻止总需求恶化,但这么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持续的放缓。

着眼于未来,中国确实也需要着手建立起一个与健康的经济发展,和应对快速老龄化相适应的国家财税体制,而且已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国家要考虑如何为家庭花费更多,以便家庭未来有更多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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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耐药性 对抗气候变化盲区/Project Syndicate

人们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威胁。

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到本世纪末可能会超过这一阈值,可能会夺走多达10亿人的生命,死因包括极端天气事件、热浪、干旱、洪水、传染病爆发和粮食短缺等。

但情况实际上可能要糟糕得多,因为目前的预测未能考虑到抗生素耐药性的(AMR)不可避免的增加。

气候变化可能对抗生素耐药性产生深远影响,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恶劣天气和气温上升会促进耐药病原体的出现和传播。

病菌活力增强

但是,衡量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模型忽视日益增长的耐药性风险,对全球变暖的政策反应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巨大的疏忽,将阻碍我们治疗感染和保持人们健康的能力。

一个更温暖的地球增加了近1万1000个物种灭绝的可能性,但实际上还可以改善细菌和真菌的条件。较高的温度与细菌生长和感染率的增加有关,并且还会对微生物施加选择性压力,使其变异并产生抗生素耐药性。

全球最大杀手之一

中国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气温每升高1°C,耐药性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就会增加14%,耐药性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增加6%。 

同样,极端天气,特别是洪水和干旱,将增加水传播的霍乱和伤寒等传染病的传播,以及病菌的耐药性。此类事件往往会扰乱清洁水和卫生设施的获取,使预防和控制感染更具挑战性。

此外,城市密度往往会加速病原体的传播。据估计,到2050年,气候危机可能会使12亿人流离失所,这可能导致城市更加拥挤。

抗生素耐药性已被公认为是一场不断升级的全球危机。2019年,它与近500万人死亡有关,这使耐药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杀手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抗生素耐药性与气候变化一起,确定为全球健康的十大威胁之一,世界各国领导人正在认真解决这一问题,将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一次关于抗生素耐药性的高级别会议。

仍不受关注

但许多人仍然认为抗生素耐药性与全球变暖不同。例如,最新的关于健康和气候变化的《柳叶刀》倒计时报告没有提到抗生素耐药性、耐药性或抗生素。同样,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组成的“同一个健康”四方秘书处(Quadripartite Secretariat for One Health),也未能研究全球变暖与抗生素耐药性之间的关系,更不用说抗生素耐药性将如何影响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 

国际社会严重低估了气候变化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以及我们的治疗能力。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抗生素耐药性危机,我们必须越来越依赖预防和控制感染,以及,更重要的是,确保明智地使用有效的抗生素。

这将需要开发新的抗生素——对制药公司来说往往没有吸引力;还需要进行正确的投资并建立正确的激励措施以使现有抗生素能够到达需要它们的人手中。

严重影响贫困国

为此,像我所在的组织,全球抗生素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Global Antibiotic Research & Development Partnership),正在鼓励创造新药,致力于改善已经上市的基本抗生素的可及性,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

公平使用和分配抗生素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与气候变化一样,受抗生素耐药性影响最严重的通常是最贫困的社区。

但这还不够。全球政策制定者必须大幅增加对抗生素耐药性研究的资助,以确保他们准备好应对全球变暖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新形式的耐药性。

要做到这一点,需将抗生素耐药性纳入气候变化应急措施,并且更重要的是,从9月的联合国抗生素耐药性高级别会议和今年在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开始,将耐药性和气温上升视为相互关联,而不是截然不同的挑战。

否则,现有药物的有效性将在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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