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通过了习近平主席的下一个五年任期，事实上终结了以往将国家主席任期限为两届的做法，也因此明确打破了该国自毛泽东一人统治结束后于1970年代末建立的集体领导传统。

但作为最被世人所瞩目的经济增长和威权主义齐头并进案例，中国是最近的一个，却并非第一个。就在几十年前韩国也有自己版本的“发展型独裁”。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韩国领导人就像当今中国一样，将重商主义式经济赶超置于民主转型之上——直到民主人士最终忍无可忍。

简单来说，韩国的故事就是政治专制主义伴随着奇迹般的快速经济增长，而这反过来又成为了中产阶级带头推动民主的物质基础。那么中国又会否走上类似的道路呢？

当朴正熙于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时，韩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随后经过几轮票数接近的选举后，他在1972年修改了宪法，让一个由亲政府代表组成的特别机构间接选举总统，从而使其能够多次连任。公民自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1974年颁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令》禁止一切形式的集会和会议，压制新闻自由并禁止罢工。

朴正熙的策略产生了混杂式的多重结果。经济持续增长，但政治镇压未能扼杀民主运动。韩国饱受政治危机和动荡之苦，最终以朴正熙1979年的突然去世达到顶点。但他的死并未触发政治过渡，相反一位前军事将领全斗焕成为了总统并宣布戒严。

在全斗焕领导下，韩国的人均GDP在1980年代中期达到了美国的30%左右。当时经济的持续增长使韩国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其成员再次动员街头抗议，要求恢复全面民主。

1987年白领和产业工人，学生和活动家的大规模示威促使朴正熙1972年宪法被废除。国家领导人将再次由民众选举产生。

但这个故事并未立即实现一个圆满结局。迈向全面民主的进展是极其渐进的。过了好几年时间，一位平民出身的民主斗士金泳三才当选为总统——但他确实当选了。在金泳三任期内，韩国人均GDP达到了美国的40%，让该国得以在1996年加入经合组织。

庞大中产阶级是关键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30%左右，同时两者的差距在过去七年间，平均每年缩小一个百分点。只要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就能在十年内（或者至少在2030年代中期）达到美国GDP的40%。

但虽然中国的经济轨迹，类似于20世纪末的韩国，却并未出现类似的民主化进程。那么会出现这一个进程吗？

跟1980年代中期的韩国一样，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政府为回应近期多起反封锁示威而放弃其“新冠清零”政策主要内容的行为，不仅证明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潜在力量，也体现了自上而下政策的局限性。

对此，那些愤世嫉俗的观察家可能会耸耸肩，否定中国会给予其公民民主权利的可能性。但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中国领导人可以从韩国的例子中获得教益。

韩国奇迹的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方面，是尽管长期存在政治动荡和危机，但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家庭收入稳步增加。

原因在于中产阶级抗议者与经济唇齿相连，所以大多数支持民主的示威活动相对和平，没有威胁到财产权利。同时由于双方最终同意尊重宪法并努力赢得选举，结果就是回归了民主秩序而不是爆发一场革命。

非暴力进程极重要

在民主化进程中非暴力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了避免危害经济和陷入进一步混乱。

中国还未能接受需要有一个明确透明的最高领导人选举程序，或者稳定的民主体制需要真正的政治竞争这样的理念。但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所有成就，它应当改变这种状况。

韩国经常被作达到高收入地位必须先实现民主化的证据。虽然中国或许能在无需竞争性选举甚至重大自由化的情况下，于2030年代中期达到这一水平。不过，未来10-15年可能会为民主化打开一个窗口——正如韩国人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奋力实现的那种民主化。

如果这样的话，就需要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特别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去把握住这个契机。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www.project-syndicat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