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不容迟的危机管理》/上篇

还记得吗?2019新冠病毒病开始进入社区传染初时,8点的首相全国直播比原定时间迟了一小时。而当宣布行动管控令后,预期的民心安定画面并没有出现,反而更多是超市挤满抢购日用品的人潮。



尔后的24小时,民间与企业界的疑问铺天盖地而来,很多关于行管令期的问题无法获得解答外,整个局势也变得更加恐慌。这和邻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直播效果,形成强烈对比。

就一场疫情,我国的危机处理能力立即被检视得透彻无底,政府的公关机制甚至被批评得体无完肤,而国人的表现,也反映出社会在危机应对上的不成熟。学者们就坦言,再不审视我们的危机处理机制,我国恐怕将进入另一轮的失序中。

何谓危机?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系主任峇兰吉博士指出,所谓“危机”,是一种足以破坏现有体制,改变原有价值观的突发状况,它甚至足以为社会带来失序的威胁。其中,学者们对“危机”的分类就计有政治、经济、天灾、疫情、人祸如武装冲突、战乱和毒气泄漏等。



他举例,1987年的全球股灾、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2004年的亚洲禽流感事件、2008年的在汶川大地震、2011年的福岛核能泄漏,以及中东多次的战事,全都属于类别不同的危机。

这也是为何,经历过1997年金融危机、1998年政治危机、1999年立百病毒、2003年非典、2004年东南亚海啸、2019年柔州毒气事件,以及多次全国性洪灾的我国,并不能以“没有经验”这借口,来合理化我们在危机管理上的失误。反之,我们的应对机制,理应要比东南亚各国来得更成熟。

他指出,成熟且全面的危机管理,其实应该涵盖几个层面,即1)危机分类;2)危机的级别分类;3)不同级别的应对方案;4)不同方案的涵盖面,以及5)后期建设。

“政府可以分划出种类各别的危机,再针对不同的危机划分出级别,如黄色警报、橙色级别,红色警戒之类的。”

他是在接受本报访问时,如此说道。他进一步指出,政府也应该随着不同级别的出现,而列出大家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事,这些明确的指南不仅能给政府一个方向,同时也不会令民众感到慌张。

“因为民众已经知道了若是黄色级别的话,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升到橙色级别时,大家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样可以加强民众的意识,也能减低社会的恐慌。”

以新加坡为例,今次疫情爆发时,该国政府明确地将疫情的严重性等级化,好清楚地让全民知道目前属于什么阶段。当局也明确地列出民众应该在哪些级别的警报做些什么,因此尽管新加坡民众无法控制疫情的传染局势,也能完全掌握未来的应对方向与步骤。

峇兰吉:政府应随着级别列出大家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事,明确的指南不仅能给政府一个方向,同时也不会令民众感到慌张。

具备周全长远特质

覆盖面方面,他则表示,一般人会认为危机管理只是解决有关问题而已,却可能忘了方方面面的影响。

他以今次冠病疫情为例,政府除了要解决国人的健康威胁外,还得顾及经济影响、社会福利、可能出现的治安威胁、民众疫情时的心理建设、国人对政府的评价和对机制的信任,乃至国家对外的形象包装等。

后期建设方面,他也点出,政府需要顾及民众在疫情后的心理建设,同时还得重建经济。不仅如此,政府还得经营国际社会对我国医疗、治安、投资等各方面的信心。

尽管如此,峇兰吉点出,政府在危机处理时除了得顾及上述的5各层面外,每个层面的细节更得具备周全、清晰、长远的特质,否则即便有了5层面的关照,仍会因为不够详细、太过短视,而达不到预期效果。

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沉稳且有力度。

欠缺危机单位  机制不足难应对

除了需要清楚知道哪些层面必须得顾及外,我们或许需要自忖:我国有没有一套应对公共危机的单位与机制?

3月18日是行管令的第一天,然而在第二天,也就是19日国防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在记者会上宣称,内阁会议昨天(18日)议决成立部长特别委员会,以在行管令落实期间,协调所有涉及应对冠病疫情部门的角色及行动。

期间,他还指出,该委员会由19个部门部长、政府首席秘书、国家安全理事会、警察总长、武装部队总司令、总检察长及部门秘书长所组成。

问题来了,经历过那么多公共危机事件的我国,怎么就没有一个单位或机制来处理?再来,为何在现有的国家灾难管理机构(NADMA)框架下,我们仍需要成立特别委员会?是现有的机制不足以应付?还是我们根本没有善用这些机制?这值得反思。

李显龙的宣布令狮城人感到安心。

微观看社会福利  处理不当社会失序

峇兰吉点出的是危机处理的整体格局,但是微观来看,社会福利面会是影响最大的一环。

由于无法掌握足够的资源,加上也没有资源分配的主动权,因此无论任何种类的危机发生时,民众的冲击无疑是最大的,一旦处理不当,将引发民众的不满、治安的沦陷,严重的话,将导致社会失序。

针对群体援助

社会福利顾问锺星威就指出,政府在危机出现时,就应该第一时间厘清谁会是最大,或最先的受害群体,然后再针对这些群体给予相应的援助。

“我国约3200万人口,其中低收入群(B40)和中等收入群体(M40)是社会大多数,尤其B40在危机发生时最需要获得援助。”

不过,他发现,除了最即时的金援外,其实政府更应该在平时的援助津贴上,直接回扣10%,将之存放在公积金上。

“渔夫、农夫他们经常面对没有社险保障,因此政府可以在给予的津贴上,为他们回扣一些存放在公积金上。”

除此之外,公积金局也可以允许会员在危机事故中提出部分金额来度日。所幸,随后政府也颁布了有关的措施。

锺星威:B40在危机发生时最需要获得援助。

鉴别救援单位

曾任马来西亚首相署中小企业拓展中心融资讲座社险讲师的他也说,公积金局可以为会员购买社险,如此一来会员将更有保障。

另外,若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各层面的动员速度也来得相对较慢。举例,行管令的前几天,由于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受限于管控法令,因此无法履行社会福利工作,加上政府当时也无法第一时间确认哪些福利机构急需援助,以及人手短缺,因此槟城一些弱势团体就面对了食物与救济品令人担忧的情况。所幸,行管令进入第三周后政府允许非政府组织派送食物予这些贫苦人士。

锺星威建议,政府可以鉴别哪些单位经常能在危机时提供物质救援,如慈济、佛光山等各别宗教单位,加上再动员私人企业的慈善基金,并立马动员,善加利用,那么这不仅能减少物质和人力上的压力,同时还能在最快时间内减轻危机对社会的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些举动,也让民众对政府的危机处理更具信心,从而提升国人对政府措施的配合度。

善用完善机制

投身社会福利领域约20年的他指出,成立于1949年的大马雇员公积金局,是英国政府留下来的完善机制,也因如此,2年后的总资产将高达2亿令吉的大马公积金局,也被世界银行誉为是全球8大退休基金之一。

目前,政府宣布了让民众每月提款500令吉来度过时艰,不过,里头其实更多的资金仍能放在市场进行经济推动, 或应对疫情。这不仅减轻政府的压力,同时也加速经济振兴。

下星期五预告:危机发生时,国人理应是主体, 但却往往沦为最被动的那个。当应对措施有了,社会真的能安稳下来了吗?危机就能妥善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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