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英强是象征派诗人〉一文中，我曾引述吴天才副教授的谈话，指老报人林英强于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中国报》发表的新诗，手法相当新颖，蕴含现代的因素，有可能是马华现代主义新诗的领航者。可惜至今我还没读过林英强在本地发表的诗作，故此不能作出定论，只能依照一般人的看法，把他归类为象征派诗人，因为之前他在中国刊出的诗歌作品，受到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赏识。

诗入选香港文学大系

1934年，林英强仅 21岁。《香港文学大系·新诗卷》收录他的3首诗，都在1934年刊登。这些诗，无论是诗句或内容，都不落窠臼，尽显苍劲和老练，也没有晦涩的毛病。例如：

背负着一块石碑，/踏上阴湿的路途，/穿过了紫阳花丛，/红罂粟挂于峻峭的壁上。（〈生之重荷〉 首节，刊于上海《现代》）

剖示世界之神秘，/入我于无名的歌篇，/自知笔调过于忧伤，/消损尽以往的豪念。（〈无名的歌篇〉首节，刊于香港《今日诗歌》）

当不再怨这遥夜吧，/虽是粉薄香消了。/待天曙酒醒，/请你重作细工之晨妆。（〈遥夜〉末节，刊于香港《南华日报·劲草》）

象征主义不等于现代主义，只能说象征是通往现代的一个过程。中国文坛公认有“诗怪”之称的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主义的先驱。留学法国的他，最先把法国诗人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 1821-1867）和魏尔仑（Paul Verlaine, 1844-1896）的新诗象征手法引进中国。他在文学思想的创造性和前卫性，建立了他的文学地位以及对中国新一代诗人的影响。覃子豪曾对他作过高度的评价：其表现技巧和塑造意象的手法比创造社和新月社高明，给五四运动后彷徨无主的诗坛开拓了一条崭新的大道。

李金发在意象的营造或暗示上相当可取，令人诟病的是其诗作含有不少语病，大体上都欠缺音乐性，给读者阅读带来枯涩难懂的苦恼。象征派诗作极力避免叙述事物的明确性，而代之以概念联系的奇突，追求朦胧暧昧的意境以达到享受到其美感的目标。李金发偏重于手法的创新而忽略了诗句的修炼，以致成就有了限度。

李金发与戴望舒

和李金发几乎同一个时期出现的戴望舒（1905-1950），由于政治立场的关系，其诗风曾引发相当广泛的争论。戴望舒是《现代》纯文学月刊的主编之一。该刊于1932年5月创刊，至1935年7月停刊，埋下了现代诗的种子，成了日后现代诗发展的基础。对于后来中国诗坛的影响，毫无疑义，他比李金发更大。

台湾痖弦称戴望舒在诗坛扮演pierrot的角色。他好比戏剧开场的报幕人、大风雨来临前的海燕。随着他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局面随即到来。痖弦说：“戴望舒出现的意义，还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突破了李金发的异国情调，把法国风味的象征诗中国化的这一点上，更重要的是：他的出现预告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无论在艺术精神上和艺术形式上的中国新文学现代主义时代之来临。”（见痖弦《中国新诗研究》，1999年台湾洪范，页130）

从象征到现代，得经过一段过渡，李金发和戴望舒的差异就在这一点。我们也希望林英强的诗作显示从象征过渡到现代的痕迹。他是否能成为马华现代诗派的领航者，应以此为着眼点。

（〈零七八碎〉两年多以来已陆续发表了94篇，至此告一段落。感谢读者一路来对此专栏的支持与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