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不记得在谁的介绍下，我出席了会址设在吉隆坡新街场路一个住家的鸽出版社的会议，商量组织鸽出版社事宜。该社当于1971年末获准注册。当时我只知道社长是沈钧庭，总务是张悌（已故），财政是萧江。会员共有15人。经过整年的筹备，1972年10月，鸽出版社会员合集《鸽声》出版，11月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也以鸽出版社的名义面世。此后出版社就无声无息，也没人去理会它为何就这样在马华文坛上静悄悄地消失。

稍后和沈君谈起这件事，彼此都有无限的感慨。“中马”虽说是我国政经文化的中心，但在文化，尤其是文学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往往相形见绌。其中一点是缺乏凝聚力。鸽出版社的会员不全是来自“中马”，再加上人力和经济等条件的不足，支撑不久并不奇怪。据说后来有人曾筹组以中马写作人为骨干的“大马文艺协会”，结果亦以失败告终。

《鸽声》收入15位作者共30篇作品，分为短篇小说、新诗和散文3辑。短篇小说部分计11篇：〈我们属同一命运〉、〈肮脏的一群〉（碧澄）、〈暴风雨前后〉（诗悌）、〈邂逅〉（寒影）、〈属于梦的忆痕〉（渺华）、〈暮〉、< 留在妈身边〉（周少龙）、〈礼金〉、〈真字〉（颜圣兴）、〈释〉（郑玉礼）、〈大塞车〉（文臣）；新诗部分计10篇：〈 暇思〉、<信〉（锐皑）、〈 生活的爱恋〉、〈碎瓶〉（陈思卿）、〈芜〉、〈理发室〉（沈钧庭）、〈蜗牛〉（诗悌）、〈鸽〉（江上舟）、〈走江湖者〉（郑玉礼）、〈属于梦的〉（南海）；散文部分计9篇：〉走出云雾间〉、〈岗上夜话〉（萧江）、〈雨，如果落在家乡〉、〈高原上的雾〉（江上舟）、〈路〉（寒影）、〈幽梦湖〉（渺华）、〈园丘散记〉（颜圣兴）、〈夜色迷茫〉、〈飘逝〈（萧雨然）。

张寒（张弓）为《鸽声》写序，他直言该书是一群年轻人共同努力耕耘的结果，内容多姿多彩，不同的作者，表现了不同的风格，洋溢着年轻人的气息。即使作品无可避免有些涩味，但他们身处首都仍能摈弃一切诱惑，从事创作，这种精神是值得称许的。他希望日后这类年轻人会逐渐增多，使首都寂寞的文坛变得热闹起来。

销售欠佳 评论也不好

《鸽声》出版后，销售欠佳，评论也不好。万里霜的〈读《鸽声》随笔〉（1973.2.28 《南洋商报·青年文艺》），严厉批评该书只有小说部分较有可读性，“纵使其中多数只达差强人意的水准，但总算也有一两篇可以称得上比较成熟的”。他对里头的10首诗归类为“现代派”，不知所云；而对9篇散文“很少能称得上是文艺作品”，因为所写的多是没有新意的情情爱爱。稍后茫茫发表〈我对《鸽声》的一点感想〈（1973.3.17《南洋商报·青年文艺》）一文为作者辩护，接着尤研的“批评的批评——读〈我对《鸽声》的一点感想〉”（1973.3.28《南洋商报·青年文艺》）借题发挥，扯到“香花”、“野草”、文艺创作的目的以及文艺批评的态度这些大道理去了。

《阿秀》共收入碧澄的13个短篇，即〈从头做起〈、〈无形的墙〉、〈创伤的小心灵〉、〈不要结婚〉、〈不是安乐窝〉、〈马尼加〉、〈蓉蓉〉、〈相敬如宾〉、〈无了期的等待〉、〈友情〉、〈他该好好睡一觉〉、〈后门〉、〈阿秀〉，这些作品多在作者居住的吉隆坡附近的木屋区取得素材，内容围绕在儿童、被侮辱的妇女、流浪的小市民、不幸的社会下层人士的圈子。为该书写“后记”的老前辈韦晕认为“由于作者的生活体验还不够深入，所以有几篇小说的主角转变过急，使读者读后有缺少真实的感觉”，他鼓励作者日后在蒐集写作素材时，亲体力行去接触与题材有关的人物和对事件作更深的观察或生活在一起，这些缺点当可克服过来。

初试啼声的《阿秀》，印行1000册，半年内售罄，对它的几篇评语也不算坏。例如叶云的〈我读《阿秀》（1973.1.8《通报》）说：“翻开整部《阿秀》，我寻不着一点教人迷惑的意识流、新潮派、存在主义，这给予我平易亲切的感觉。作者以朴实的笔触去描绘他所接触到的人物、事物，不作过分的渲染、不夸张；简而言之，那只是现实社会里的一幅素描。”他认为作者对〈阿秀〉的女主角阿秀的刻画不够深入，个性有欠分明。黄梅雨（马华文史家李锦宗）的〈评介《阿秀》〉（1973.1.6《南洋商报·青年文艺》）在肯定作者的创作路向之余，也指出作者对小说人物心理的描绘不足，该书一般上有“素描”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