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叶尔肯

俄乌战争使欧亚草原体系国对俄产生芥蒂,出现亲中远俄苗头,上合峰会暗示中亚影响力的“俄退中进”。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在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前往哈萨克、乌兹别克的国事访问,以及计划中的中俄元首会晤,成为国际舆论焦点。这包括乌战大背景下的“俄国衰落论”,以及建立在“俄退中进”战略推演基础之上的“中俄博弈论”。

哈萨克作为同时对接俄国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之中亚大国,凭借其自身独有战略优势与格局,已成为欧亚核心区之新地缘重心,进而左右区域大国关系。

受此影响,如何构筑稳定的“欧亚草原体系”或维护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相关板块的完整性,已成俄罗斯必须谨慎应对的新地缘挑战,哈俄关系与欧亚经济联盟何去何从则是关键。

苏联解体后,为构筑能够与欧盟相抗衡的欧亚统一政经空间,克里姆林宫分别以中亚哈萨克与东欧白俄罗斯为支点,首先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基础上建立3国关税同盟(1995年),以便能够一举垄断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之东西及南北走向运输线。

经济优势难转政治优势

之后,逐步延长其所属“垄断线”,相继将扼守“大小布哈拉”之十字路口的吉尔吉斯与地处“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核心段的塔吉克纳入战略布局中,并通过“升格”方式(欧亚经济共同体)加强对乌克兰所属南俄草原的地缘经济影响力(2000年)。

可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内部“边缘国”与“核心国”之间的协调力度与利益取向不一,因此既无法将现有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又无法延伸出可单方面扭转东欧区域一体化发展走势的地缘效益,导致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罗斯大一统伟业”遭遇瓶颈。

受此影响,克里姆林宫最终逆向选择,通过“浓缩”自身现有之区域整体实力,保留其所属“核心国”,以里海为中心另组可同时全方位控制远东、中亚、高加索及东欧四大地缘板块的“新命运共同体”,即俄白哈关税同盟(2010年)。

但伴随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乌克兰亲欧“广场运动”的爆发,克里姆林宫决定对欧逆流而上,对亚则顺势南下。

将立足于欧亚草原体系之上的俄白哈关税同盟一跃升格为可同时影响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东西两端的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进而巩固苦心经营20年之久的地缘战略遗产,以免陷入更大的战略被动。其核心目的是,借此三位一体式(能源、粮食、运输)全方位垄断战略迫使乌克兰重返“回归之路”。

自2015年乌克兰亲欧势力通过“广场运动”彻底压倒亲俄势力的亚努科维奇政权之后,其内部“跷跷板式”权力角逐最终失衡,引发欧陆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致使区域长期以来的美俄与俄欧博弈由暗斗转向明争,导致乌克兰成为北约与欧盟东扩及俄罗斯西阻的前线阵地,进而引发旷日持久且越演越烈的“民族危机”。

原苏联加盟国矛盾多

对原苏联加盟国而言,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举乃“前车之鉴”,标志着克里姆林宫对“原苏联空间”的军事干预进入常态化,避免步乌克兰后尘及防患于未然已成各方当务之急。

其中,摩尔多瓦与格鲁吉亚坚持“回归欧洲”,而阿塞拜疆、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则奉行“光复突厥”战略,并在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第8届峰会上将所属文化组织升格为政经色彩浓厚的突厥国家组织,即多国一族式“突厥”。

自俄罗斯宣布展开对乌“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原苏联空间”所属3大板块(东欧、高加索、中亚)地缘政治、经济及安全矛盾愈发突出,由此产生的一体化向心力也与日俱增。

在安全领域上,哈萨克作为集体安全组织成员国,在俄乌战争爆发伊始(2月22日)就已表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问题不在哈萨克的议程上,并且将始终恪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

集体安全组织无权派兵到上述地区,哈萨克也不会在该组织框架内向该地区派驻部队”。

在政治领域上,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作为“新哈萨克”的奠基人,在第25届圣彼德堡国际论坛上(6月17日)明确指出:“当前国际秩序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但其两大原则实际上却相互矛盾,即国家的完整性与民族自决权。

矛盾将会导致混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承认台湾、科索沃、南奥塞梯、阿布哈兹。也就是说,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被认为是准国家实体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

“独”或“联”留伏笔

阿克奥尔达(哈萨克总统府)在经济领域所作出的新决策(7月8日)则更令世界震惊。面对克里姆林宫的“无中生有”,托卡耶夫签署法令并宣布,哈萨克退出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协议。

以此为基础,在为欧亚经济联盟内部成员国合作“设限”的同时,也为独联体未来究竟是“独”还是“联”留下了伏笔。

即使托卡耶夫在受邀访问俄罗斯索契期间(8月19日)曾表示,没有理由对哈萨克与俄罗斯合作的未来做出悲观的预测,但哈俄关系究竟将何去何从,依旧无一例外地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同猜想,并衍生出全球瞩目的“中升俄降论”。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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