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鲁迅、特朗普和粉丝经济学/浑水

很多朋友向我推荐历史作家刘仲敬,我不以为然。

他的书我有看过,好像《经与史》般,其世界观之宽大,洞察力之慎密,令人觉得他似人类学家多于历史学家,思考跳跃太快令人难以跟从。



直至他点评鲁迅,抽丝剥茧地刺破这位民国文人的伟大包装和形象工程,道出他真正的阶级本质,才令我刮目相看。

刘笔下的鲁迅是文化商人,现代粉丝经济学的鼻祖。

金钱造王

鲁迅晚年创作力稍减,没有洞见,只剩下杂文和名流吵架级数的粗文,但因为其学生和粉丝李小峰的包装,推人送头自居幕后的定位避过蒋家的清算,以及跟苏联特务的下线关系,令他名望和收入晚年日增,实现粉丝经济学的滞后原理。

在言论自由和出版媒体相对限制的市场下,文人的名望依赖平台、特殊社会政治背景和自身的定位与努力。



范式经年转移,言论自由和社交媒体开放令时势造英雄的公式出现更多异数,也渗入更多金钱造王、价高者得的元素。

好像特朗普利用推特和面簿骑劫一般处理国际关系的官僚系统,推动个人化文宣,便是一例。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呼风唤雨、左右金融市场决胜千里的姿态,同样是食正粉丝经济学的原理。早年在媒体和商界建立的名气,加上有钱,骑劫了传统文宣系统,将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发挥到极致。

自从面簿经历剑桥分析事件后,很多后台数据都被逼公开,面簿AD library便是很好的工具。城中某名热爱营运媒体的有钱人跟知名基金经理,最近投资了数千万港元于某间以高增长见称的网媒,Ad library却显示其增长来自不停下面簿广告,由金钱堆砌而成。

言论自由很贵

网络财经媒体Fortune Insight做了一个有趣统计,自从面簿开放政治广告的数据后,政治人物的挥金实力便一目了然。

由上年8月到现在,关于美国总统的广告有580多个,共花了约72亿美元(约302亿令吉)。

特朗普最多Like

当中,特朗普最落重本,花了约1.26亿元(约5.3亿令吉)刊登广告,所以他也是最多Like,约2469万。

台湾方面政治投放广告就相对克制。11月至今包括社会议题、选举或政治相关广告从广告档案库中的广告总数为5342则,总花费金额约107万港元(约53亿令吉)。

这个统计只跟个人专页,并不包括“空军网军”、“卫星page”和“友好page”的广告统计,如果计上这点,面簿因政治而赚的钱一定更多。

现在政治KOL(意见领袖)很多,大家都享受影响力光环。当特朗普都要“表面上”1年花逾亿去建立自己,做KOL除了要问自己有无实力之外,还要问自己:“你有多少钱?”

言论自由很贵,鲁迅的粉丝经济可以参考,但更要参考特朗普。

来源:《苹果日报》

免责声明:《南洋商报》获浑水授权转载此文。作者意见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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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专区

图书馆禁书风波 香港矫枉过正惹议

报道:程中夏

香港公立图书馆与一些中学图书馆为了严打黑暴势力,将一些鼓吹港独的书籍下架,但也被批评矫枉过正,传出要禁止鲁迅、龙应台、乔治·奥威尔的书,引起反弹,指责这是“低级红”还是或“高级黑”?是愚昧官员“用力过猛”?或是别有用心之徒在公务员系统内,故意破坏香港形象?

香港不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城市?公立图书馆查禁支持黑暴言论的“禁书”名单是否越来越长?

“优质图书馆网络”创会会长吕志刚最近表示,有学校反映鲁迅作品被教育局官员指“鼓励学生上街”,不应在学校图书馆借出,亦有学校声称收到教育局人员指示,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书籍都不要在校内图书馆出现。

他又说含有政治隐喻的书籍,例如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动物农庄》等,有不少学校为免惹上麻烦而已下架,尽管相关书籍迄今在香港公共图书馆里仍可借阅。

传言一些学校图书馆的禁书包括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动物农庄》以及鲁迅的小说,引起了文化界的反弹。

大陆图书馆仍可借阅

在中国的图书馆,这些书都可以借阅,然而香港中学图书馆为了严打黑暴,不惜矫枉过正,表面上是为了国家安全,或是揣摩上意,自我审查得比中国大陆还严格,但过度审查却是“低级红”,变成弄巧反拙的“高级黑”,在国际形象上授人话柄,被人抨击香港难道真的变成“1984”,要“说坏香港故事”。

更甚文革高峰时期

一位媒体资深人士说,要禁止鲁迅、龙应台和乔治·奥威尔的书,即便只是传言,也都损害香港的形象。

他怀疑这是否愚昧的官员“用力过猛”的结果,还是别有用心之徒在公务员系统内,故意破坏香港形象,因为鲁迅的书在中国,即使文革高峰时都没有禁,若在今天的香港被禁,会成为一个大笑话。

自《国安法》在2021年通过以来,香港公共图书馆系统也因应《国安法》重新检视馆藏,将不少政治相关书籍剔出馆藏。

最近被剔出馆藏的包括已故民主党鞭司徒华全部材料、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邝俊宇所撰写的爱情小说;香港政治学者马岳、沈旭晖、许宝强、方志恒也被在香港公共图书馆网站系统里消失。

今年3月,康文署署长刘明光表示,图书馆内明显违反《国安法》的藏书已全部完成处理,但相关工作仍在不断进行,但一直没有交代明确准则和禁止的数目。

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认为公共图书馆在可行情况下可清楚解释准则,认为禁书的标准应该透明化。

市场可流通被指双标

香港特首李家超则说公共图书馆须确保馆藏散播的信息不会有违“香港利益”,市民仍可在书店购买下架书,指香港公共图书系统与私人商店的标准可以不同。

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则反驳:“不理解为何有部分书籍不适合在公共图书馆上架,却可在私人市场流通?反问政府是否有两套准则应对‘政府市场’及‘私人市场’?”

香港政府也始终没有解说被下架的书籍是基于《国安法》,还是其他政治准则。

比深圳更严厉

香港公共图书馆系统的禁书范围被指责比中国大陆更严格,例如深圳市图书馆网站可以找到部分被香港下架的书籍。

其中,司徒华的《大江东去》司徒华回忆录在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仍可借阅,区家麟的《潮池》亦可在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及深圳图书馆内阅览,但不可外借,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评论金庸小说的书籍《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情》也可在杭州图书馆内阅览。

澳门图书馆方面,在香港媒体报道前,澳门公共图书馆系统搜查结果有12本司徒华文集可借,但经媒体报道后就立即下架。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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