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府借债利率正处于数十年来的低点，以至于许多知名经济学家都认为，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可以向日本的负债水平（即便按最保守标准衡量也超过GDP的150%）靠拢而不致产生任何长期后果。

那些主张更高债务者或许是对的，但他们往往会略过或无视所有那些可能出错的地方。

首先，这种新债务观低估了其他公共税收收入申领者——比如养老金领取者这类二十一世纪福利国家中的非优先债权持有者——所承担的风险。

其实大多数社会保障体系都相当于某种债务，政府从人们手中征收钱款，并承诺在他/她们年老时连本带息偿还。

对政府而言，这种“非优先”债务规模相对于构建于其上的“优先”市场债务来说要大得多。

确实，经合组织国家的政府当前支付的养老金总额平均相当于GDP的8%，而意大利和希腊则高达16%。

如果精细算下来，尽管许多政府一直在尝试逐步下调养老金（正如欧洲在金融危机期间以及墨西哥和巴西近期在形势逼迫下所做的那样），但计划拨付去支付养老金的未来税收规模早已数倍于用于支付债务的未来税收。

不幸的是，缓慢的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还有更多的烂摊子要收拾。

因此即便政府看似可以承担更多债务而无须支付更高的市场利息，但实际风险和成本或许只是尚未显现而已。

经济学家艾伦·奥尔巴赫和劳伦斯·科特利科夫在19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文中早就提出了类似观点。

下一波危机仍未知

其二，甚至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当前关于更高负债的自满情绪似乎已经提前认定，下一次危机会跟2008年的上一次危机一样导致政府债务利率崩溃。但历史证明这个假设是相当危险的。

说不定下一波危机可能会发端于各界突然意识到气候变化速度比预想快得多，要求政府在拖慢资本主义发展引擎的同时，将大量资金投入预防措施和补救措施，甚至应对大批气候变化难民，又或是爆发了一场对增长和利率带来未知影响的网络战争。

此外，更高额债务的激进试验可能会导致市场情绪发生相应变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批评说政策的大转变会因其引发的预期大转变而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此当前，全球经济风险的任何现实评估都必须坦率地承认，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正处于政治瘫痪状态，而任何冲动性决策都将使其缺乏足够能力去应对一场可能爆发的超常规危机。

增富人税解决不公

说到底，没人能保证利率必定会在下次全球危机中下降；然而上述论点都不会削弱当前投资于一些高回报基础项目（包括教育）的合理性，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些项目都会产生超越其本身的回报。

只要政府坚持合理的债务管理标准，在选择偿还期限时注意平衡风险和成本，那么当前的超低利率就将意味着巨大的机遇。

但是那种将发行政府债券视为名副其实的免费午餐（类似于政府从货币发行中获利）的更广泛说法，已经被危险地夸大了。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减少不平等，唯一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就是提升高收入者的税收。

须知，借债可不是一个既可以向穷人付钱又无需追索富人的神奇捷径。

无可否认，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当前政府债务的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利率都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可以据此推测政府其实无需加税就可以承担更多的债务。

毕竟，只要收入的增长高于公共债务的增量，简单的算术运算就能得出债务与GDP（收入）的比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灾难时先救谁？

然而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利率之所以极低，部分原因在于全球投资者都对那些在经济出现急剧下滑或灾难时仍能保值的“安全”资产趋之若鹜。

但倘若存在下一次重大系统性危机中利率上升的风险，政府事实上还可以免费提供这种保障吗？

国际货币基金最近对55个国家/地区时间跨度长达200年的研究表明，尽管在几乎一半时间内经济增长率都能超过政府债务利率，但却无法很好地预测被调查国家/地区是否可以在危机导致利率飙升时全身而退。

最后，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投资者如何能确定自己在下一次危机中会像2008年那样首先得到偿付？

美国政府是否会再次让华尔街的利益凌驾于中产阶级之上，或是在承担对养老金领取者的义务之前先偿还对中国的债务？

债务对于现代经济体来说有着许多重要用途。

但是对政府而言可绝不是一个无风险选项，这也是为何即使在借款成本近乎触底的情况下也应该明智地借债并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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