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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坚:让沿线国经济起飞
带路未来20年将翻转世界

赵可金(左起)、张胜军、谢诗坚及中国驻槟领事李捷的“一带一路对话论坛”回答出席者的询问。

(槟城11日讯)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拿督谢诗坚博士指出,虽然当下面临中美贸易战带来的阻力和引发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有不同的诠释,但“一带一路”肯定会在未来的20年内让整个世界大翻转。

“如果说中国只用40年的时间(1978-2018年)来改头换面,那么一带一路的倡议也肯定能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起飞。”



百人出席带路论坛

他前晚在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于华夏国际学校大草场举办的“一带一路对话论坛”上致词时这么表示。

“一带一路对话论坛”邀请清华大学教授兼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博士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张胜军博士担任主讲嘉宾,有逾百名的各界人士踊跃与席,其中不乏大学教授及各大学的学生。

谢诗坚指出,根据中国方面的统计,“一带一路”的倡议将可为中国周边的65个国家和4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63%)带来逾20万亿美元的GDP增长,也意味着占世界经济额的29%。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基础建设,如铁路、公路、高铁、机场和港口来进行衔接的。换句话说,唯有打通国与国之间的边界障碍,才能有效提高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在贸易、经济、文化、教育及体育领域上的合作与交流。

大马从带路受惠



“就马来西亚而言,我们也将从一带一路中受惠,例如恢复东海岸铁道工程,放弃开凿隧道改用绕道森美兰通关,结果节省了215亿令吉的费用,使到成本从655亿令吉削减至440亿令吉。对此,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85%低息贷款依然未变。一旦工程在2026年完竣,东海岸人民肯定受益无穷。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预计会带来8万个就业机会。”

他说,在旅游业方面,今年我国吸引中国游客不下300万人次;明年大马文化旅游年更能争取到400万中国游客来马,这对我国增加外汇收入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是令人鼓舞的。马中贸易方面,从1989年的双边贸易10亿美元到2000年时已达到80亿美元;更在2013年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也因之成为马来西亚在东盟国家中的最大贸易国。

“在投资方面,马来西亚对华投资始于1984年。到了1992年马来西亚对华实际投资为4797万美元。而在1995年时,增长至2.5亿美元。在2018年马来西亚在华投资项目合起来共有4451个,实际投入金额为49.2亿美元。而从2010年到2016年,中国企业在马的建设和投资项目已高达356亿美元。单单在2017年,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直接投资国,占140亿美元的7%。”

赵可金:中国未与回教国对峙

赵可金博士在回答观众的问题时认为中国与回教国家的关系并未对峙,反而不难相处;最近更是与沙地阿拉伯的合作关系日趋密切。

张胜军教授说,其实移居海外的第二代及第三代的移民早已是坐在一带一路的列车上。

他说,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华人是“难民”,60年代华人是“排民”,那么在70年代后已是“移民”;而到了80、90年代都已变成居住国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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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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