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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发展的秘诀/姚洋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旨在表彰三位学者在发展研究中使用随机对照试验法所做出的贡献。



而今年的评选结果在世界各地激起了广泛反响,主要原因在于随机对照试验法本身,在学术经济学家中极富争议。

在许多中国经济学眼中,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似乎再一次忽视了中国的发展经验,毕竟这与随机对照试验法毫无关系。

无可否认,其中一些批评确实有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之嫌。毕竟自设立以来诺贝尔奖仅颁授过给三位中国公民——分别在文学、医学与和平方面。

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仍然提供了当今随机对照试验法主导下的发展研究方法所忽视了的重要经验教训。

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似乎忘记了1950年代古典发展经济学家所遗留下来的智慧:经济发展就是要采取困难而必要的步骤来实现持续增长。



比如说,增加国内储蓄非常困难,但却是势在必行的。古典发展经济学家,例如张培刚,罗伊·F·哈罗德(Roy F. Harrod),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都发现储蓄对于在贫穷国家中启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要增长就必须储蓄

他们的核心见解基本上是简单直观的:即使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都知道,如果想改善未来的生活就得在眼下节省出一些钱,以购买另一块土地或更好的设备来改良现有的地块。

但是在1970年代,来自产油国和日本的积蓄充斥着全球金融市场并催生了一个新理念。从那时起,人们假设发展中国家可以简单地依靠国际借款来积累国内资本。尽管那么借贷最重的国家都损失惨重(尤其是在拉丁美洲),但这一理念仍然萦绕不散。

但就其本身而言,中国从1950年代初开始就努力通过国内储蓄积累资本。

作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贫穷的国家,但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在1978年之前从未低于GDP的20%。

随后的大部分年份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都有所增长,直到在2008年达到相当于GDP的52%顶峰。

如果一个国家要充分利用其国内储蓄,就必须发展本国的制造能力。

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有句名言:“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未能成为工业强国的情况下跻身主要经济体。”

但是制造能力的建设绝非易事:它通常要求一个国家从一些“脏活累活”开始,同时鼓励不懈的创业精神。

政府根据形势适时干预

中国做到了上述这两点。

它从劳动密集型出口开始,逐渐发展出世界上最完整的生产网络;如今也跻身全球企业家人数最多的国家之列。

但自1990年代以来很少有发展经济学家研究过一个国家应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培育本国企业家。

同样,当今的发展经济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全社会范围的协调工作如何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捕捉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

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阿尔伯特·O·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和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等古典经济学家,都已经使用过系统且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解释这一机制,而当前流行的新古典主义阿罗-德布鲁模型却无法解释收益的增长从何而来。

实际上,经济协调往往需要政府采取行动。

当东亚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在1980年代后期引发全球关注时,它们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适当作用的热烈辩论,催生了一个所谓“发展型国家/政府”的理念。

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对亚洲模式产生了严重质疑,而自那以后发展经济学也回归到新古典主义范式。

随机对照实验法有局限

就中国而言,政府一直扮演着显要角色,但也不应将中国的成功全部归功于它。

政府干预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帮助提高生产能力并在需要时提供协调。

但不幸的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常常被认为是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国家资本主义”。

无论如何,随机对照试验法和当代发展经济学都遗漏了很多东西。

实验可以帮助决策者改善现有福利计划或为新福利计划奠定基础,但是它们无法告诉那些贫穷国家如何实现持续增长。就像一句中国古谚语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中国的经济成就没有秘密。

它只是遵循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建议去实施了实现长期发展所必需的困难步骤。你无需进行任何实验即可确定这些步骤;它们对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都是相同的,并且已经存在数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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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靠边站”报告出炉 中国超越美成首选

整理|郑美励

如果东南亚国家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谁会获得最多支持呢?2023年的答案是美国,2024年的答案是……中国!且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早前,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亚细安研究中心公布《东南亚态势报告:2024》,这份逾70页的报告针对诸多课题如软势力、对国际及地缘政治的展望和观看、信任度、大国的区域影响力和领导力、中美博弈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调查了东南亚10个国家知识精英的看法。

这是该研中心连续第6年发布报告。调查在今年1月进行,1994名来自东南亚10个国家的学术界与智库、商界、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与媒体、政府部门、区域与国际机构代表在线上自行作答问卷。研究团队今年收紧参与资格要求,受访者必须对东南亚事务和时事具备一定了解。

大马高比率选中国

在被问到随着中美在东南亚争夺影响力和领导力,东南亚该如何作出最有利的回应时,受访者的选择是:

(1)46.8%主张继续优先加强东盟的韧性和团结以应对美中竞争带来的压力;

(2)29.1%主张奉行东盟的不结盟立场,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

(3)16.1%主张东盟与“第三方”接触以扩大战略空间和选项;

(4)8%主张选边站。

然而若势必得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时,2024年有更多受访者选择中国,中国获得的支持率比2023年的38.9%上升至今年的50.5%,这种趋势在大马(75.1%)、印尼(73.2%)、寮国(70.6%)、汶莱(70.1%)和泰国(52.2%)的受访者中尤为明显,报告指印尼、寮国和大马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强劲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受益匪浅,他们对中国的偏好比2023年增加了20多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美国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从去年的61.1%降至今年的49.5%。不过,菲律宾(83.3%)、越南(79.0%)、新加坡 (61.5%)、缅甸(57.7%) 和柬埔寨(55.0%) 仍对其表示多数支持。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支持率普遍下降,唯独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有尖锐主权纷争的菲律宾对美国的信心显着提升,从去年的78.8%上升到今年的 83.3%历史新高。

调查结果反映趋势

这是自《东南亚态势报告》在2020年调查增设这道“选边站”问题以来,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首选。

原因究竟是什么?该中心早前曾以线上论坛方恒邀请国际政治专家学者解读该份报告。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指出,中国这几年对东南亚的影响力稳定提升,调查结果也反映了这个趋势。这是因为中国对本区域的关注稳定保持一致,美国的关注则随着不同政府上任而时断时续。同时,以哈冲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美国国际声誉的损害不少于伊拉克战争。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Bonnie Glaser)指出,调查结果反映出区域对美国的失望,并期望美国改进。

对印太经济框架怀疑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10月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力图修复区域对美国经济领导力的信心,但调查显示,更多人对这个框架的成效抱持怀疑态度。此外,更多受访者认为美国减少了对本区域事务的参与,这进而冲击受访者对美国作为可靠区域安全伙伴的信心。

另外,东南亚期望美国与本区域有更多不同层面的接触,包括提供更大量的市场准入但期望并未实现。他也指出,今年的调查对象中来自商界以及政府领域的受访者比率增加,来自智库和学界的受访者比率减少,不同群体的关注点不同,也可能影响了今年的结果。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柯成兴强调,中国首次在选边站问题中超越美国,从表面上看是像一个新趋势的开端,但这个数字每年都会出现摇摆。他提醒说,美国去年的获选率较高,但此前也大多维持在50多%,如果只专注于谁跨过50%的分界线,就容易忽视这个长期的摇摆趋势。

影响东南亚对中国好感因素

就东南亚与中美关系的展望方面,受访者整体看好与中国关系的前景,1944名受访者当中多达1023名认为未来3年该国与中国关系会“改善”和“显著改善”,但认为一些事态的发展会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好感,3个最重要的事态:

(1)中国在该国不断增长的经济主导地位和政治影响(38.5%,去年为44.3%),泰国 (56.3%)、缅甸 (53.2%)、菲律宾 (51.6%) 和柬埔寨 (51.2%)受访者尤其担忧。

(2)中国在南海和湄公河的强硬手段(37.2%,去年为33.3%),越南 (55.4%)、菲律宾 (54.8%) 和大马 (49.0%)等南海利益攸关国家感到担忧。

(3)中国利用经济手段和旅游业惩罚其国家的外交政策(35%),柬埔寨和寮国(均为43.1%)以及新加坡 (41.1%)最为担忧。

而中国该如何令不看好自己国家和中国关系前景的受访者改观?

当中最重要的3个事态是:

(1)中国必须依国际法和平化解主权纠纷(67%,去年59.8%)、

(2)中国尊重他国主权及不要试图限制他国外交政策(60%,去年54.2%)、

(3)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实现双边贸易真正互利共赢(40%,去年47.4%)。

哪个第三方势力可倚靠?

倘若东盟想寻求“第三方”力量来对抗美中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时,谁会是东盟更信赖和喜爱的战略伙伴?

欧盟和日本依旧是主要选择,印度排第3,其次才是澳洲 (9.5%)、英国 (9.2%) 和韩国 (5.9%)。其中,欧盟、印度的评分与去年相比略有下降,而日本、澳洲、英国和韩国的支持率则有所上升。

另外,东南亚期望美国与本区域有更多不同层面的接触,包括提供更大量的市场准入但期望并未实现。他也指出,今年的调查对象中来自商界以及政府领域的受访者比率增加,来自智库和学界的受访者比率减少,不同群体的关注点不同,也可能影响了今年的结果。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柯成兴强调,中国首次在选边站问题中超越美国,从表面上看是像一个新趋势的开端,但这个数字每年都会出现摇摆。他提醒说,美国去年的获选率较高,但此前也大多维持在50多%,如果只专注于谁跨过50%的分界线,就容易忽视这个长期的摇摆趋势。

影响东南亚对中国好感因素

就东南亚与中美关系的展望方面,受访者整体看好与中国关系的前景,1944名受访者当中多达1023名认为未来3年该国与中国关系会“改善”和“显著改善”,但认为一些事态的发展会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好感,3个最重要的事态:

(1)中国在该国不断增长的经济主导地位和政治影响(38.5%,去年为44.3%),泰国 (56.3%)、缅甸 (53.2%)、菲律宾 (51.6%) 和柬埔寨 (51.2%)受访者尤其担忧。

(2)中国在南海和湄公河的强硬手段(37.2%,去年为33.3%),越南 (55.4%)、菲律宾 (54.8%) 和大马 (49.0%)等南海利益攸关国家感到担忧。

(3)中国利用经济手段和旅游业惩罚其国家的外交政策(35%),柬埔寨和寮国(均为43.1%)以及新加坡 (41.1%)最为担忧。

而中国该如何令不看好自己国家和中国关系前景的受访者改观?

当中最重要的3个事态是:

(1)中国必须依国际法和平化解主权纠纷(67%,去年59.8%)、

(2)中国尊重他国主权及不要试图限制他国外交政策(60%,去年54.2%)、

(3)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实现双边贸易真正互利共赢(40%,去年47.4%)。

哪个第三方势力可倚靠?

倘若东盟想寻求“第三方”力量来对抗美中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时,谁会是东盟更信赖和喜爱的战略伙伴?

欧盟和日本依旧是主要选择,印度排第3,其次才是澳洲 (9.5%)、英国 (9.2%) 和韩国 (5.9%)。其中,欧盟、印度的评分与去年相比略有下降,而日本、澳洲、英国和韩国的支持率则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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