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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电影】《小丑》笑话人生 成魔之路

美国DC漫画中著名的大反派“小丑”(Joker)推出同名前传电影,揭露狂人起源。电影透过独立的原创故事,写实地探索社会边缘人的人生,呈现一则深刻的警世寓言。片中小丑的痛苦挣扎,更打动原本对漫画角色无感的男星祖昆冯力士(Joaquin Phoenix),使他接下角色。

本片早前在威尼斯影展赢得最高荣誉金狮奖,其实自开拍以来就获得广大关注。毕竟小丑是《蝙蝠侠·Batman》漫画系列中重要的反派角色,非常经典,他拥有过人的智慧,冷静得来又带点疯狂,人们都看不出小丑的想法,或许就是最可怕之处。



本片讲述小丑“亚瑟”作为来自单亲家庭的弱势人士,怎样逐步被不公义的社会和丑恶的人性迫疯,以至决志走上犯罪之路的黑暗人生。

导演托德菲立斯(Todd Phillips)指出,他喜欢小丑的疯狂与复杂,“我也认为他的起源值得在电影上被进一步探讨。 ”于是,他与编剧史葛史佛(Scott Silver)联手,撰写独立于DC漫画超级英雄之外的原创故事,探讨小丑的起源,并透过复杂剧情,探索每个人的内心。 

渴望成为脱口秀笑匠的亚瑟(祖昆冯力士),在高谭城挣扎求存,却不断遇上不幸。

电影剧情敘述在一座人们疏离的大城市里,一名男子亚瑟为了让别人快乐,选择以薪水微薄的小丑为职,并梦想成为成功的脱口秀笑将,但一直无人理解他心中的苦,以及他面临的不平与挫折。托德菲立斯表示:“这一切都将他推向‘小丑’的路,这是亚瑟‘成为小丑’的故事。”

电视节目主持人穆雷富兰克林(罗拔狄尼路/Robert De Niro)因在节目上播放亚瑟的失败演出加以嘲笑,最后引爆连串悲剧。

狂减24公斤

托德菲立斯相中曾两度获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祖昆冯力士,力邀担任男主角。祖昆冯力士选戏偏锋,曾推掉不少漫画英雄角色,包括漫威的奇异博士、变形侠医等,原因是不喜欢要在绿幕前演出,兼且嫌电影片厂对演员有太多制肘。托德菲立斯最后用了3个月时间跟他沟通,甚至要亲自走上对方的家试镜,最后才能成就这部作品。 

祖昆冯力士应导演要求狂减24公斤体重,以塑造出小丑面容憔悴有病态感觉。

祖昆冯力士为了角色狂减24公斤,他坦言起初他并不认同这个做法,不过结果,激瘦的亚瑟的确能带给观众一个很病态的感觉,也更增添了整部戏的戏剧张力。及后祖昆冯力士观看大量因神经失调而成的“病态性发笑”患者影片,再加上不断练习,始炼成戏中小丑的病态笑声。 



他更透露自己当初全靠导演送他的一本空白日记入戏,在他开始在写这本日记,就开始进入了这个角色。祖昆冯力士自由发挥写上日记,愈写却愈黑暗和病态。

亚瑟一直想做笑匠,他努力在日记本记下讲笑话的要诀,也有写下自己的心情。

其中,电影里一句对白,原来更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在日记最后写了一句,“对精神疾病患者来说,最惨的是什么?就是人们总期望你表现得仿似你没有患病一样。”这句说话完全道尽了小丑亚瑟心里最深处,让观众感受到他的痛苦和挫折。 

小丑Joker  (10月3日公映)

故事简介:亚瑟在高谭城挣扎求存。他是个出租小丑,渴望能够成为脱口秀笑匠,多年来为梦想坚持却发现自己的人生更像个笑话。亚瑟受尽社会的冷漠和残酷所折磨,再渐渐地走上人生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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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余

他们即我们,无人是他者—— 从跳飞机简谈移工处境/心然

仍记得那个烟霾密布的下午,出席台湾纪录片《九枪》电影观赏会,观后心里的烟雾比外面的烟霾更浓阴……不久后出席另一场纪录片《跳飞机》电影观赏会。恰巧两部影片皆涉及外籍工人(外劳)的议题,这勾起我早年跳飞机的岁月……

台湾纪录片《九枪》导演为蔡崇隆,该片去年荣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内容讲述2017年台湾移工阮国非(台湾称“外劳”为“移工”)被警察开9枪打死的事件。

24岁的阮国非于2013年到台湾工作,因遭剥削,两年后脱离原雇主成为“黑工”, 过后遭警察追捕时遭警员连开9枪,因延迟送院导致失血过多死亡,该事件在台湾引起轰动……令观众震撼的是,导演通过警车监视器完整展示了警察枪伤阮国非的过程。

当时阮国非全身赤裸手无寸铁,但该陈姓警员却连开9枪,并且一众警员对他的态度仿如对待动物,非常不人道。

其实我挺后悔观看了部分枪杀的画面,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如此被夺走,心里极不舒服,导致连续几个晚上都被该画面所干扰。

导演通过线上交流表示,他拍该片并非刻意去控诉开枪的警员,而是想通过这个悲剧显示台湾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台湾基层警员用枪训练不足,以及台湾社会长期对移工的漠视及恐惧,才导致悲剧发生。

另一部纪录短片《跳飞机》,导演为李慈恩,来自马来西亚,这是她在台湾求学的首部纪录片,该片获2022年新北市学生影像新星奖最佳纪录片,也入围台湾 2023年金穗奖。

短片讲述了她与跳飞机父亲的疏离关系,父亲对她而言即亲密也疏远。她通过影像由父亲朋友与母亲的口述中,去拼凑父亲的图像。

令我惊讶的是,出席的观众蛮多是年轻人,当中有些父母曾经或现仍在国外工作。讨论相当热烈,感受到“跳飞机”,对亲子关系的确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外劳汇聚地练“同理心”

1988年,我展开了自身的“跳飞机”旅程——先去台湾,后再到日本。台湾较易适应,因语言文化相近,只是打两份工倍感疲倦,另因性格过于感性易涌现孤独失落的乡愁。

去日本是通过本地仲介,对方表示是在东京某现代化设备的豆腐厂工作,无需过重的体力活,但到达后发现“货不对办”,其实是东京市郊偏远的家庭式豆腐厂,宿舍是临时搭建的木寮,卫生设备很差,并需大量的体力劳作。我做了一天就全身酸痛不堪,知道无法胜任,于是第二天就私自离开。

在东京流荡了几天后,幸运遇到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同乡介绍了一份餐馆工作。老板是韩国华人,由于知道我身分非法,以低于市场一半的薪水雇用我。我做了两星期后,在某印度餐馆找到待遇合理的工作就辞职。当时老板威胁说不付薪水,不过最后还是付薪。

我仍记得每回早上坐地铁上班,总感觉有些怪异的眼神不时瞄过来,那刻我体验到被“歧视”的感觉。但这些体验对我而言是好的。

回国后不久,我所居住的半山芭也慢慢成为外籍工人与难民汇聚的社区,是一个让我练习“同理心”的好场所。

感恩承担艰险工作

记得有回与同事聊天,她表示星期天期很怕下吉隆坡,因都是外籍工人聚集,很有压力,觉得不安全。

我想起以前在日本工作休假都会往新宿跑,因那是各国外籍工人聚集的地方,容易找到同乡聊天。我告诉她外籍工人平时工作辛苦,假期出门相聚是正常且合理的事情,并且他们对我国的基础建设做出很大的贡献。

我记得有回路过某处,目睹几位外籍工人正浸泡在臭气熏天的沟渠里做清理工作。我心里当下升起一份感恩之情,这些在我们眼中不受重视的外籍工人,承接了许多国人不愿担任的艰苦险工作。

人对陌生的族群总充满恐惧与想像,视他们为“外来者”或“他者”。唯有我们明白每个人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所有人都是“生命共同体”,如此偏见与歧视才会慢慢减弱,“同理心”才会慢慢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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