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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电影】《中国机长》
临危不乱创造奇迹

2016年好莱坞有部改编真实事件,讲述英勇机长如何在双发动机失效的紧急情况下在哈德逊河上安全迫降的《萨利机长:迫降奇迹·Sully》,类似的真实危险一刻去年也曾在中国发生,如今改编搬上大银幕,见证“中国版萨利机长”如何创造世界民航史上的另一奇迹。 

张涵予(右起)、欧豪及杜江3位“飞行组”成员,在开拍前曾特别到四川航空培训中心接受高强度专业训练。

影片根据去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的真实事件改编。当时,在万米高空驾驶舱右风挡玻璃爆裂脱落的极端险情下,刘传健机长及8名机组人员以高超的专业素养确保了机上119名旅客的安全。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四川省随后更授予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授予机长刘传健“中国民航英雄机长”称号。



张涵予(右)与袁泉分别饰演机长刘长健与乘务长毕男。

《中国机长》开拍后,“中国民航英雄机组”更曾到剧组探班,与一众演员沟通交流,分享事发当时的细节与心理活动。在片中饰演英雄机长的张涵予表示,与英雄机组交流过后压力倍增,“这部电影取材于真实事件,每一个人物都是真实的,塑造一个英雄人物,你要使出十二分的力量”。

在电影中饰演副驾驶的欧豪表示,与原型人物徐瑞辰沟通让自己受益匪浅。
张涵予在拍摄时期,经常要经受人造狂风的考验。
张涵予在拍摄时期,经常要经受人造狂风的考验。

亲到航空局受训

为深入地体验角色,张涵予与另两位“飞行组”成员欧豪及杜江,曾到四川航空培训中心接受高强度专业训练。培训期间,上午在教室学理论,下午在模拟舱练习飞行驾驶技术。3人均笑言,接触飞行理论知识时感觉像是“听天书”,初到模拟舱内学习驾驶更是晕头转向,杜江还自曝首次进入模拟舱就被吓到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按钮这么多的地方!” 

机组人员临危不乱,最后确保了机上全部人员的生命安全。

与飞行组不同,担任“乘务组”的袁泉、张天爱、李沁、雅玫和杨祺如等演员,主要接受空中乘务员客舱服务、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的课程,其中高戈则需要单独接受空中安全员的相关培训。

担任“乘务组”的袁泉、张天爱、李沁、雅玫和杨祺如等演员,也接受了空中乘务员客舱服务、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的课程。

在拍摄飞机严重颠簸的戏分时,饰演乘务组成员的一众女星还反复练习摔倒,在拍摄时也经常主动向导演刘伟强“求虐”:“我可以再来一遍!”“我可以摔得更狠一点!”话虽这么说,但是在狭窄的机舱里摔倒依然不是简单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受伤,饰演空乘的雅玫就在摔倒的过程中直接将头部撞到了座椅扶手上。对此她也表示“真的很痛”,但“后来看到回放的时候就觉得那种感觉非常真实,所以即使受伤也很值得”。 



在拍摄飞机严重颠簸的戏分时,饰演乘务组成员的女星都专经常主动向导演“求虐”。

中国机长(10月3日公映)故事简介: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机组执行航班任务时,在万米高空突遇驾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释压的极端罕见险情,生死关头,他们临危不乱、果断应对、正确处置,确保了机上全部人员的生命安全,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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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余

他们即我们,无人是他者—— 从跳飞机简谈移工处境/心然

仍记得那个烟霾密布的下午,出席台湾纪录片《九枪》电影观赏会,观后心里的烟雾比外面的烟霾更浓阴……不久后出席另一场纪录片《跳飞机》电影观赏会。恰巧两部影片皆涉及外籍工人(外劳)的议题,这勾起我早年跳飞机的岁月……

台湾纪录片《九枪》导演为蔡崇隆,该片去年荣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内容讲述2017年台湾移工阮国非(台湾称“外劳”为“移工”)被警察开9枪打死的事件。

24岁的阮国非于2013年到台湾工作,因遭剥削,两年后脱离原雇主成为“黑工”, 过后遭警察追捕时遭警员连开9枪,因延迟送院导致失血过多死亡,该事件在台湾引起轰动……令观众震撼的是,导演通过警车监视器完整展示了警察枪伤阮国非的过程。

当时阮国非全身赤裸手无寸铁,但该陈姓警员却连开9枪,并且一众警员对他的态度仿如对待动物,非常不人道。

其实我挺后悔观看了部分枪杀的画面,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如此被夺走,心里极不舒服,导致连续几个晚上都被该画面所干扰。

导演通过线上交流表示,他拍该片并非刻意去控诉开枪的警员,而是想通过这个悲剧显示台湾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台湾基层警员用枪训练不足,以及台湾社会长期对移工的漠视及恐惧,才导致悲剧发生。

另一部纪录短片《跳飞机》,导演为李慈恩,来自马来西亚,这是她在台湾求学的首部纪录片,该片获2022年新北市学生影像新星奖最佳纪录片,也入围台湾 2023年金穗奖。

短片讲述了她与跳飞机父亲的疏离关系,父亲对她而言即亲密也疏远。她通过影像由父亲朋友与母亲的口述中,去拼凑父亲的图像。

令我惊讶的是,出席的观众蛮多是年轻人,当中有些父母曾经或现仍在国外工作。讨论相当热烈,感受到“跳飞机”,对亲子关系的确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外劳汇聚地练“同理心”

1988年,我展开了自身的“跳飞机”旅程——先去台湾,后再到日本。台湾较易适应,因语言文化相近,只是打两份工倍感疲倦,另因性格过于感性易涌现孤独失落的乡愁。

去日本是通过本地仲介,对方表示是在东京某现代化设备的豆腐厂工作,无需过重的体力活,但到达后发现“货不对办”,其实是东京市郊偏远的家庭式豆腐厂,宿舍是临时搭建的木寮,卫生设备很差,并需大量的体力劳作。我做了一天就全身酸痛不堪,知道无法胜任,于是第二天就私自离开。

在东京流荡了几天后,幸运遇到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同乡介绍了一份餐馆工作。老板是韩国华人,由于知道我身分非法,以低于市场一半的薪水雇用我。我做了两星期后,在某印度餐馆找到待遇合理的工作就辞职。当时老板威胁说不付薪水,不过最后还是付薪。

我仍记得每回早上坐地铁上班,总感觉有些怪异的眼神不时瞄过来,那刻我体验到被“歧视”的感觉。但这些体验对我而言是好的。

回国后不久,我所居住的半山芭也慢慢成为外籍工人与难民汇聚的社区,是一个让我练习“同理心”的好场所。

感恩承担艰险工作

记得有回与同事聊天,她表示星期天期很怕下吉隆坡,因都是外籍工人聚集,很有压力,觉得不安全。

我想起以前在日本工作休假都会往新宿跑,因那是各国外籍工人聚集的地方,容易找到同乡聊天。我告诉她外籍工人平时工作辛苦,假期出门相聚是正常且合理的事情,并且他们对我国的基础建设做出很大的贡献。

我记得有回路过某处,目睹几位外籍工人正浸泡在臭气熏天的沟渠里做清理工作。我心里当下升起一份感恩之情,这些在我们眼中不受重视的外籍工人,承接了许多国人不愿担任的艰苦险工作。

人对陌生的族群总充满恐惧与想像,视他们为“外来者”或“他者”。唯有我们明白每个人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所有人都是“生命共同体”,如此偏见与歧视才会慢慢减弱,“同理心”才会慢慢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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