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有时被博弈论专家称为“囚徒困境”。

一个囚犯可以通过揭发另一个囚犯而受益，但前提是另一个囚犯不会同样背叛第一个囚犯。如果两人都揭发对方，则两人都输了；而最好的结果是双方都保持沉默。

同样，一个经济体可以从提高对另一个经济体的关税中受益，但前提是后者不进行报复；在以牙还牙的情况下，双方都是输家。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希望就在于贸易战造成的损失迫使陷入困境的中美两国承认它们的错误，并重新开始合作。

这是一个很有条理的论点，但它并不能解释美中贸易战，原因很简单：双方的动机都不像囚徒困境所表现的那样直截了当。中美的情况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更为相似。

在某种程度上，伯罗奔尼撒27年的冲突是由一系列涉及较小城邦的小规模贸易和航运纠纷引发的。但更为根本的是，修昔底德认为，雅典作为一个新兴力量的崛起，以及这种崛起给斯巴达——一个具有优势的守成国家带来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

在转变为一个强大的贸易和海上力量之后，雅典展现出“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越发明白自己的重要以及要求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与此相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行事方式也遵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这本质上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并要求享有特权，这种意识可以追溯到汉代。

尽管缺乏一些关键的规则和结构，例如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国已经从其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身份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利益。

特朗普遏制中国崛起

习近平希望保留并扩大这些利益，同时对全球秩序施加更多影响。

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斯巴达用“恐惧、不安全、以及捍卫现状的决心”来应对雅典的崛起。这正是世界从特朗普政府那里看到的——试图遏制中国，并维护美国的“伟大”。

问题是，这种状况是否会导致两国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由不安全感而引发的冲突。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重新考虑两个关键假设开始：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政府政策反映了人民的意愿，而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代理人通常采取理性行动。

意愿符合利益

毕竟，这两种假设意味着，人们的意愿符合他们的利益，而美国政府的行动也符合这些利益。发起一场具有广泛破坏性的贸易战，并使美国损失最多，不符合这些假设。

实际上，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可以扭曲大众的观点，并说服足够多的人支持破坏他们自身利益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2017年的减税政策和英国脱欧。（像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不受选举政治的约束，但他仍必须拿出合理且积极的成果来维持合法性。）

中美陷入陷阱

此外，正如“行为经济学”的出现所反映的那样，经济主体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包括早期的恐惧和群体反应在内的人类复杂心理也发挥了作用。

从“行为”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美国和中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似乎很大。但我们并不能保证这一点——尤其是在一场重大冲击仍可能说服一方或双方变得更灵活的情况下。

对贸易战的担忧已经引发了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并导致股市暴跌。经济崩溃可能足以迫使特朗普退缩，特别是考虑到即将到来的2020年总统大选。

面临经济压力

中国可能也面临经济压力：包括工业生产和投资增长在内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已经开始显出疲软态势。此外，香港的持续动荡可能会削弱中国升级冲突的意愿。

从长远来看，转向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减轻贸易战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当美国采取扭曲市场的措施——例如，迫使日本采取“自愿出口限制”——以减少对日贸易逆差时，日本企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美国国内市场来抵消这种损害。

追随日本脚步

贸易和移民往往会遇到强大的政治阻力，但管理良好的外商直接投资普遍受到欢迎。中国认识到这一点后可能会追随日本的脚步。

尽管近期中国对美投资的下降——从2017年的290亿美元（约1218亿令吉）下降到2018年的50亿美元（约210亿令吉）——表明这种投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抵消贸易战的影响。

世界不能袖手旁观

然而世界不能袖手旁观，寄希望于美国和中国自己来解决分歧。中美两国影响力很大，两国进行贸易战的动机也太不理性。

这就是为什么欧盟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国家应该接受扎基·拉伊迪（Zaki Laidi），竹森俊平（Shumpei Takemori）和伊夫·蒂贝尔吉安（Yves Tiberghien）的建议，并建立一个欧洲-太平洋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区。

这虽然无法保护世界不受美中之间全面爆发战争的冲击，但将有助于其他国家免受美国这个长期世界霸主与它担心将取代它的新兴大国——中国之间不计后果的经济竞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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