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府为了获得准入、接受金融援助，作为交换条件，国际金融机构（IFIs）一般上施加范围广泛的政策改革（称为“条件性”）。

虽然IFIs可以要求反贪污政策，但是其他IFI政策条件性（如国营企业（SOEs）的私营化）可以创造新的食利（rentier）契机，破坏政府遏止贪污的意愿和能力。

IMF解药比疾病更糟？

从1982到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IMF）向141个发展中国家施加了条件性，统计分析发现，要求国企私营化破坏了反贪污努力。

研究发现，要求国企私营化的IMF条件，在短期（如长达5年）和尤其是长期内，破坏了反贪污努力。其他IMF干预并未有效遏止贪污，尤其在拉丁美洲、撒哈拉、南非洲和东亚，贪污随着私营化明显增加。

同时，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IMF政策典范的研究暗示，改变的只是修辞，而非实际政策，因为IFI领导层有很多理由要维持旧惯例。

IFI施加的改革，一般上要求政府削减公共支出、国企私营化、市场自由化和价格去监管化，表面上要培养经济增长、促进“良好施政”和对抗贪污。

即使证据薄弱和模糊，IFI顾问假设市场自由化改革会对抗贪污。IFIs寻求私营化国企，假设国企有倾向于“政治干预”、破坏发展的“施政结构”。

虽然有人宣称自由市场相关的贪污较少，但是其他人辩称，国企私营化催生了贪污，例如，有良好关系的人成功占有前国企，经常以“资产剥离”等为目的。

当政府缺乏抗拒的能力时，强大的IFIs成功在发展中国家促进改革议程。因此，IFIs作为代理，是服务于强大政府要求的政策改革，而非国家进步所须的政策改革。

贪污的局内人信息

IFIs推动私营化，并未考虑避免滥权所需的条件。他们把“监管创新”从发达国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经常不顾当地国情。因此，IFIs很少促进（更别说要求）负责任的监管。

私营化催生贪污的方式，是创造新的租金，和释放破坏反贪污努力的过程。由于私营化产生了租金让人（尤其是“局内人”）夺取，寻租破坏了对抗滥权的保护措施。

国有资产私营化的不同模式产生了经济租金，例如，公共资产公开发售，让私人更容易占有。贪污契机起因于私营化过程，尤其是公共资产发售，特别是当它由前国企经理管理。

信息优势让人能占有租金，鼓励贪污以获得优势。局外人的信息准入少于“局内人”（如经理和公共官员），后者可利用这点使自己致富。

贪心的经理可假造户头和低估企业，以便低价买入。投标者也可尝试影响关键决策者，以获得国企私营化租金。

弱化反贪污努力

一旦“私掠船”收购了资产，他们尝试保护这些收购和相关收入，并避免侦查和惩罚，例如贿赂关键公共官员，以获得优惠待遇。

随着制度恶化，私营化倾向于弱化反贪污努力。即使大多数人没贪污，这些努力也弱化了制度，并因此促成贪污。因此，私营化相关的贪污，弱化了反贪污努力。

说条件性可减少贪污，其证据的结论性较低。虽然它们在短期可减少贪污，但是这种改革很可能在长期是有害的。

“局内人”利用其优势收购新的私营化国家资产，夺取私营化产生的新契机。由于以优惠待遇交换决策者的利益是不合法的，涉案者掩盖了他们的贪污活动。

私营化产生大规模租金，可增加贪污，同时让食利者和寻租者有动机去弱化国家能力。其所导致的恶性循环（弱化制度和增加贪污）是很难结束的。

自由主化未减少贪污

寻求消除租金的IMF条件很少是有效的，因为政府和局内人寻找其他方式让有影响力的人夺取租金。政府能力降低，也妥协了反贪污努力，即使后者是认真的。

因此，私营化破坏了反贪污努力，私营化和市场自由化也并未如新自由主义者宣称般减少贪污。因此，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减少、市场自由化和私营化，已恶化了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