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候选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要么总是被称为自由市场政策，要么是社会主义政策。

这些标签常常令美国公众感到一头雾水。特别是，资本主义被广泛，也是错误地理解为自由市场的同义词。事实上，所有经济制度都存在自有产权，不管是自由市场还是社会民主。

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需要决定市场如何运转的基本规则，如保护产权和法治。大部分资本主义社会还具备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计划。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政府面临两个基本选择。

首先，他们可以出于公益而设定市场规则，或者打着“自由市场”的幌子将这个任务委托给大企业。

其次，他们可以制定全民社会计划，以减小不平等性，保护环境，或者缩减这些计划，从而让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支出最小化。

政府所作出的选择会对不平等性、温室气体排放和总体福祉造成巨大的影响水平。

因此，要合理评估民主党候选人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市场组织以及成立或扩大社会计划的方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这些措施为“社会主义”，反之，他赞扬自由市场，而不承认市场也需要规则才能运行。

特朗普不想让政府制定规则，而更愿意让跨国企业来决定如何经营自己的市场。

但在科技巨头和其他许多日益集中化的行业中，去监管化并不会增加竞争；相反，这会让大公司实现中饱私囊的操纵。

行业巨头决定政策

以能源行业为例，特朗普让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决定美国的气候政策。现在，公司老板决定着他们可以污染多少及需要以多块速度发展可再生能源产能，而美国仍然深陷化石燃料。

在医疗行业，大制药公司可以随心所以制定药物价格，大保险公司可以攫取四分之一行业营业收入。军工综合体统治着五角大楼，投资银行控制着华尔街，大农业集团主宰着美国农场。

市场集中使得几家跨国大公司控制了整个行业，导致高价格和过高的高管薪酬。

老牌巨头镇压新来者，以保持市场权力，然后用超额利润帮助遴选友好的律法者，游说支持他们继续主宰的政策—这常常会破坏群众民主运动的力量。

一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强调了这些问题。比如，伊丽莎白·沃伦谴责大企业腐败导致了不平等性和气候危机加剧，也破坏了美国的民主。伯尔尼·桑德斯呼吁来一场草根政治革命，在美国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国家。

沃伦在桑德斯在细节上不尽相同，但两人都希望，政府重新为了公益而掌握市场组织权——包括对富人和大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并更加严格地执行反垄断和环境法。

两人也都支持旨在为全民提供医疗、育儿、高等教育、充足住房和体面工作岗位的政府社会项目，以及在艰难时期支持民众的社会安全网。

建设兼顾繁荣与自由体系

其他热门民主党候选人也支持这些措施中的某些部分，但偏中间派的候选人认为，这些计划过于昂贵，甚至不利于自由，这与标准的右翼批评异曲同工。

比如，前副总统拜登最近告诉富有的出资人，如果他当总统，“不会有什么根本性变化。”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需一场大扫除，以解决气候危机和不可接受的不平等性。

欧洲国家已经证明，广泛的政府计划、繁荣的经济以及自由是可以兼得的。

一些人正在勾勒前进之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进步资本主义能大大有助于降低财富洗劫，建立更加可持续和平等的经济。

《穷人的道德预算》（Poor People’s Moral Budget）鼓吹通过税收和重新引导现有联邦支出筹集资金的社会计划。

我们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团队，创建了可持续共享繁荣政策指数（SSPI）来衡量支持可持续世界中的有意义的生活的政策。

SSPI基于三个广义标准给50个国家排名：用规则和税收组织市场结构的政策；环境保护措施；以及支持人民获得健康和教育，并通过基础设施和人权支撑起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的政府计划。

期待更好的生活

通过收集50多个政策指标的数据，SSPI提供了一份打造顾及人类和环境的经济的路线图。

每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都应该宣讲他们的经济计划，以便选民评估替代方案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

人们需要知道，他们能否获得医疗、高等教育和育儿服务，同时保证能有体面收入，又能让他们有时间与家人、朋友和社区过上平衡生活的工作。

富裕国家的公民有这样的期待和要求绝不过分。

美国拥有打造一个更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并且我们也知道那些政策能够改善今天和子孙后代的福祉。

现在，美国需要选出一位总统和一个国会，他们要具备建设这个新体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