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政策合理化了?/佐摩

谢里夫和哈萨诺夫对比了普腾(宝腾前身)和现代汽车,以支持他们的三大原则。

数十年来,两个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一直拒绝承认工业政策(IP,即政府在投资和技术推进的努力)对加速和持续增长、工业化和结构转型的贡献。

最后,两名国际货币基金工作人员——谢里夫和哈萨诺夫打破了禁忌。他们拥抱了工业政策,驳斥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成功模仿东亚工业政策的现有传统见解。



他们辩称,工业政策一直是东亚“奇迹”的关键,为持续“追上”增长提供宝贵的教训。对他们来说,适当的工业政策干预,一直是成功进入更复杂工业活动、初期强大出口导向和有严格问责制的激烈竞争的关键。

奇迹经济体非奇迹

超过半世纪以来,尤其随着亚洲和非洲在二战后去殖民化,发展中国家各走各路,成绩不一,太多国家失败落后。同时,很少经济体追上最先进经济体和企业。

从1960年到2014年,他们研究的182个国家有16个达到高收入水平,说明中等收入国家在两个世代以内达到高收入水平的困难。他们区分了3种“成功”国家,即:东亚奇迹、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和因加入欧盟获利的国家。

谢里夫和哈萨诺夫坚称,工业政策在东亚奇迹中的关键角色,也曾出现在南北战争后的美国、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他们辩称,东亚工业政策虽然有很多差别,但共同点也很多。



传统的增长公式——改善宏观经济稳定性(通常的方式是反通胀政策)、加强产权,和提供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以应对政府失灵——并不足够。

从不同的国家经验吸取有用教训是充满困难的,尤其是考虑到影响增长的外源和结合因素,包括运气。对比着重于平均值的传统经验主义途径,他们对长期跨国增长经验的分析反而说明了研究“尾端”或例外的价值。

技术和创新政策

对比工业政策的较早公式(主要涉及投资和技术),谢里夫和哈萨诺夫提出构成“真实工业政策”(概括为技术和创新政策(TIP))的三大关键原则,即:

●国家干预,以克服国内生产商在较复杂工业中初期冒起的限制,超越“比较优势”的传统理念。

●出口导向,而非进口替代工业化(ISI);对比的是:为了达到出口竞争力,而以促进初期出口为条件,在国内或区域市场提供有效保护。

●确保有严格问责制的国内和国际竞争力。

宝腾出口不足现代创造品牌

谢里夫和哈萨诺夫也对比了大马的普腾(宝腾前身)和韩国的现代汽车,以支持他们的三大原则。他们辩称,宝腾出口不足,反映了充足构建管理和工程技能,以及作为创新汽车集群的失败。

对比之下,现代汽车成功创造了全球品牌。谢里夫和哈萨诺夫坚称,允许数个韩国工业集团或财阀发展竞争的汽车工业并推动出口,是成功的关键。

先前进才学习调整

政府指导了资本和劳工,进入企业在没有适当激励下很可能不会承担的产业风险,但也承认市场竞争、市场信号和私人界问责制是重要的。

在没有确凿证据下,谢里夫和哈萨诺夫宣称,因政府推动出口,韩国汽车制造商“先前进,才学习和调整”。为了交换低实际利率贷款,韩国财阀必须快速占有外国市场份额,并通过开除无法达到出口目标的高级经理来实施问责制。

竞争和出口的压力,迫使现代汽车增加研发努力和技术升级,1991年生产自己的引擎,之后还有第一辆电动车。韩国鼓励汽车工业中有数个财阀,之后迫使它们重组,仅有少数几家生存下来。

不过,有鉴于大马较小的国内市场和较小的工业产能,培养超过一家汽车企业有确保宝腾的成功吗?韩国可说是浪费的汽车工业竞争,又有什么经济代价呢?

3种发展政策选项

谢里夫和哈萨诺夫强调了政府宏愿、问责制和适应能力的重要性。要以新领域有可行或实际的复杂水平、工业技术的国内所有权等方面来检视政府宏愿。

政策取决于问责制

政府的政策实施必须取决于问责制,负责任的不仅是企业,还有决策者和高级经理。

由于条件会改变、新知识会出现,政策干预必须有适应能力,以便继续有效和可行。

●低速挡:增长的传统途径——改善投资环境、关键机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投资于教育,和最小化其他政府干预——很可能的成果是相对缓慢的“龟速”增长。

这种政策干预通常可应对政府失灵,但不一定可应对市场失灵,尤其是发展超越传统相对优势的理解、技术较复杂的领域。

●中速挡:这种途径主要依赖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FDI)进入技术较复杂的工业,以便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或通过改善现有工业的积水水平。由于国内产能有限,它可能加速中收入国家的增长,但不太可能导向可持续发展或“两个世代以内的高收入水平”。

●高速挡:东亚奇迹经济体据说使用“登月途径”,政府创立有竞争力的前沿技术、更复杂工业的国内企业,为高度、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创造条件。

国内企业向较复杂工业和技术跃进的速度和程度,对持续长期发展来说是重要的。有能力进行此过程的国家,有较好的机会快速成为相对先进的经济体。

佐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