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警察总长拿督斯里阿都哈密在接受马新社专访时，促请我国政府仿效新加坡、日本、香港、纽西兰、澳洲等先进国与区“高薪养廉”的政策，并提高大马警员的薪金、住宿条件及其他福利津贴，以杜绝警队的贪污问题。

据他的说法，那些在城市执勤、必须承担高额生活费用的低阶警员，若是没能获得良好的待遇，将会提高他们贪污及收受贿赂的机率。然而，这番“高薪养廉”的言论貌似合理，实际上却是对国家及社会现状了解不足的片面之词。

“高薪养廉”不符国情

一般来说，在先进国颇为见效的“高薪养廉”政策，尽管有助于推进廉正建设的进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的体制改革具有参考价值及启发意义，可其现实条件却显然不太符合马来西亚的国情。

根据国际透明组织的报告，马来西亚在2018年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排行第61名，比2017年的第62名上升了一个名次，但整体分数却与2017年的47分无异，且较于2015年的50分和2016年的49分，还要来得更低。

此外，根据报道，在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于2013年至2018年间所接获的投报中，有60%的案件涉及公共服务领域，而其中的42.8%是与政府采购的课题息息相关。

虽然我国自5·09变天后在廉洁程度上稍有改善，可是轰动全球的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1MDB）丑闻，以及牵涉政府最高领导层的金融舞弊与非法交易，皆无法在短时间内让国人对政府的管理恢复信心。

享有优厚薪资的条件

以邻国新加坡为例，该国身为一个奉行精英制度的先进国，其公务员体系也以“高绩效”作为政府的运作基础；对于新加坡内阁成员而言，更为优渥的薪资和福利，其实即意味着政府人员须有更好的素质、更多的付出，以及承担更大的责任。

事实上，新加坡在1994年施行高薪政策之前，就已实践了“廉洁治国”的方案。因此，该国可说是先有廉洁政治，再有高薪政策；长期以来，新加坡也通过其独立的反腐机构，为国家的廉正建设打下良好根基，这亦是推行廉洁工程首要的先决条件之一。

如此看来，某个国家是否能够成功落实“高薪养廉”的关键，或许并非仅限于“高薪”，更重要的是政府公开、公平与透明的执行制度。新加坡政府除了实施财产公开体制之外，也实行公务员日记制度，监督一切与政府机关及公务员相关的活动，以避免涉及任何形式的黑箱作业与不廉行为。

另一方面，新加坡廉洁政府的确立，也有赖于当局对廉洁政治的自觉追求，并将其意愿及现实压力，通过法规制度铁心硬手、坚持不懈地打击及严惩贪污滥权的行为，再加上各方对涉贪者的舆论与监督，逐步在社会中形成一股良好的肃贪风气。

廉者自廉，贪者自贪

自古至今，政府官吏的清廉，并非单靠俸禄的多寡即能养成，反而多被不同的政治制度，或是个别的人格特质所左右。我们也不难从历史中发现，在许多同等制度享有同样薪酬的情况下，尽管仍以同流合污者居多，但往往都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

在现今生活费水涨船高的社会，公仆的福利待遇若能在我国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适度作出调整，确实无可厚非；然而，若在缺乏相应的肃贪及惩戒措施，遂将之看作防贪养廉的手段，则不免陷入“禄厚则人知自重”的认知误区之中了。

印度圣雄甘地曾说：“地球上的所有物质与财富，足以满足我们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我们每个人的贪欲。”既然丰富的物质并不能保证人格品德的高尚，那么，“高薪”的列车自然也未必都能驶向廉正的康庄大道。

现实中的人性复杂难懂，那来自奸官污吏、宛如无底黑洞般的贪婪，更不是官爵厚禄即可轻易填满。换言之，“高薪养廉”只是一种人们基于相信“人性本善”，而对国家管理所产生的理想憧憬及观感。有鉴于此，若然我国选择依样画葫芦，具体成效恐怕将不如预期般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