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省思带路对中国影响/黄亚生

2019年05月28日

批评人士经常声称，中国正在利用其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某种形式的强制性“债务陷阱外交”，以对加入其跨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国家施以控制。



但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黛博拉·布劳迪甘姆（Deborah Brautigam）最近指出的那样，这种风险经常被媒体所夸大。事实上一带一路可能会带来另一种风险——对中国本身而言。

在最近召开的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承认了这种对“债务陷阱”的批评。

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协助各国充分利用其存量资源。”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因为它表明中国已经更加意识到一带一路的债务影响。全球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参与一带一路的63个国家中，有8个面临着“债务困扰”的风险。

但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名言所说：“如果你欠银行一百英镑，你就有麻烦了。但如果你欠银行一百万英镑，那就是银行的麻烦了。”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位被欠了一百万英镑的银行家。

重新谈判难议价

尤其是中国可能沦为“讨价还价实力衰减模型”的受害者，该模式表明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投资越多，其议价能力就会越少。

像一带一路那样的基础设施项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们体量庞大，是实打实的钢筋水泥，只有建设完毕才能有经济价值。

不出所料，一些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现在要求重新谈判条款，而且通常是在项目启动后。中国可能被迫提供更有利的让步以保持项目的正常进行。

比如马来西亚就在4月中宣布，在去年大选之后被政府搁置的一个重大一带一路铁路项目，现在将在“重新谈判后”继续进行。据媒体报道建设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

其他BRI国家可能也会要求减免和注销债务，而其成本最终将由中国储蓄者承担。

在继续推进的过程中，一带一路可能会为中国带来额外的隐性成本。

基础项目难赚钱

首先，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赚钱是非常困难的。人们普遍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这方面的证据还很薄弱。事实上，中国本身就是在其增长起飞之后才建立了大部分现有基础设施。

比如在1980和90年代，尽管铁路网络总里程较短，但中国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6年中国有总长56678公里的铁路线，印度则有62915公里。

中国的增长不是由基础设施来启动了，而是改革和人力资本投资。如果增长无法在一带一路国家实现，成本可能最终只能由中国企业承担。

此外，中国的许多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这个该计划下的主要投资接收国——都存在风险。除了极高的政治、经济和违约风险之外，该国在教育指标方面的评分也很低。

根据一份报告，巴基斯坦的识字率在221个国家中排名第180位。这也是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的潜在危险信号，因为研究表明对有形基础设施的投资，只会为那些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带来增长。中国本身也从基础设施投资中受益，因为它也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强化国有部门威胁经济

同时也不应将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帮助重建西欧的援助计划，也是大规模投资项目如何促进增长的一个案例。

而马歇尔计划之所以如此成功——而且花费成本跟一带一路相比较小——因为它帮助的是那些因战争而暂时受到破坏的治理良好国家。援助在此只是刺激增长的引子。

相比之下，一些一带一路国家深陷经济和治理问题的泥沼，缺乏实现增长的基本要素。仅仅帮它们建立基础设施是不够的。

西方企业逐渐退出

最后一带一路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国有部门，使得其中一种长期威胁该国经济的因素进一步凸显。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项研究，2018年上半年私营企业仅占一带一路投资的28％（根据最新数据），比2017年同期下降12个百分点。

一带一路巨大的体量，在加上中国国有部门盈利能力不足的现状，意味着该计划下的项目可能需要中国各大银行的大力支持。因此，一带一路投资将不可避免地与已经面临高税负和对美贸易战的国内私营部门争夺资金——以及越来越宝贵的外汇资源。

此外，作为中国私营部门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企业正在退出该国。包括亚马逊、甲骨文、希捷和优步在内的几家美国公司，韩国的三星和SK海力士，以及日本的东芝、三菱和索尼，都已经缩减或完全放弃了在华业务。

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2017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只有26亿美元（约109亿令吉），而2002年为54亿美元（约226亿令吉）。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态。通过一带一路，中国正在与世界上一些最专制，经济上不透明，经济落后的国家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贸易战，强大的国有部门和保护主义使中国与西方渐行渐远。

中国之所以能产生和发展出承担一带一路项目的能力，正是因为其经济向全球化，西方技术和专业知识敞开了怀抱。

与其与西方的交往相比，一带一路可能会催生可能为中国经济带来麻烦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及其出口前景越来越受地缘政治因素所笼罩，也有必要去重新思考一带一路的步伐，范围和规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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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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