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不快乐是黝黑的，也是女性的。

我们面对面坐在列车里，她的眼神始终望向远方，面色黝黑的脸上没有笑容，那是一种极倦后的静止。

我们的身体随着列车的移动轻轻摇晃着，她脸上的神色却凝住了，一动不动，如杜鲁福电影的最后一个凝镜。

看着她的脸，我了解了挣扎，而挣扎也是黝黑的。

我在地铁站内看到很多皮肤黝黑的男女，高声地说着法语，他们的话语激荡在车站的空间里。话说得响亮又急，我听得毫无头绪。

我揣想他们是帝国的孩子，来自帝国的前殖民地。在非洲大陆西部有些国家至今还说法语用法朗。帝国的影响力虽已大不如前，但还是以帝国的语气跟前殖民地说话。帝国不明白，帝国已是曾经。

巴黎街道地铁站里许多的黝黑子民，在这里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他们之中有人背着大大小小成串的巴黎铁塔纪念品向游客兜售，可这些收入足够他们构建自己理想中的法国梦吗？

帝国的首都巴黎，并不友善。好像你远道而来，是为了自取其辱。她总让你觉得自己不足，不配。

你明明花钱叫杯咖啡坐着，却遇上了不友好，仿佛你是来蹭吃蹭喝，要把巴黎身上的光一点点沾去。

是语言的缘故，还是我身上的肤色之故？

来到巴黎，我发现自己哑了。之前在课室里学好的法语对话，来到现场却失了声。

话说得小声，志气短，一脸心虚。在排着长长的队伍里要点餐，到了唇边的法语，便成了英语。只能“oui , oui”，“merci”应对着。

手机扒走去警局报案

手机遭扒走了，去警局报案，慢慢地用法语解释，警察说得飞快，我只能无奈地叫他“lentement, lentement, s’il vous plat ”（请慢一点，慢一点），最后警员和我都急了，才靠着一对能说英语的男女，解决了沟通的问题。原来我一开始说我遗失了手机，并不构成报案的理由，我需斩丁截铁地说手机被偷了，而我也需记得手机的独有的编号才能落案。我叙述手机消失的过程时，协助翻译的女子猛点头，说这事也曾发生在她身上，一切都发生得神不知鬼不觉，而我们因此共同的经历而有了知遇之感。

我偶尔会想起我流落在巴黎的手机，和一并消失的旅途照片。

或许独身上路久了，来到最后一站的巴黎，我疲惫如老人，没有了说话的欲望，虽然练习法语是去巴黎的目的之一。

我安静地穿过洒满阳光的街道，跟着法语老师为我计划好的路线，缓缓地走到塞纳河，沿着河走，看河岸风光，看那些宏伟得望不尽的建筑物。

搭上列车出发，去奥赛看印象派、去橘园看莫内、看罗丹的吻、去罗浮宫看蒙娜丽莎。去蒙马特看洗濯船，却爱上了那里的几棵大树。

7月夏天昼长夜短，我趁着日落之前去莎士比亚书店，去剧院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去看巴黎铁塔。

离开巴黎后，我才想起自己曾经如此迷恋1920年代的巴黎，憧憬海明威和格特鲁德斯泰恩笔下的巴黎。由艺术家作者形成的巴黎公社。那个爵士年代。

来到巴黎，我已不再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她，将自己过去不切实际的浪漫情怀投射在她的身上。

机场无人认领的包裹引发的炸弹惊魂、铁道工人罢工、扒手神出鬼没、昂贵的生活费，以至之后发生的黄背心暴乱，巴黎自有自己的挣扎和挑战。

无论繁华也好沧桑也罢，快乐不快乐，流落或归属，巴黎不理会，巴黎只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