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与统考的情理法/耕莘

最近华教为了关中(关丹中华中学)和三名独中学生能不能报考统考一事又再闹了起来,大家各说各话,各有各的立场和理念的坚持。站在华社的最大利益来看,其实这是可以避免的闹剧。

如果了解华教发展史,华教斗争中从来没有“恐怕”,“如果”,“可能”等假设性议题,而选择害怕,怯懦的去向不公义的法律条文或政治恐吓而臣服。



林连玉顶天立地就算被褫夺公民权,也要坚持捍卫华裔子弟在这块土地上学习母语的权利;70年代,林晃昇坚持面对执政者恐吓的压力也要为华裔子弟举办全国统考,让接受母语教育的孩子有一条升学之路;80年代是华教求存的年代,在林晃升、沈慕羽领导下,解决了三M带来变质华小的危机;复又发生派不谙华语华文教师担任华小高职的风波,华教人士也因此在“茅草行动”中付出代价。

从上述事件,我们看到上一代华教领导的高度和胆识,他们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去对抗一切不公不义的法律条文和错误政治恐吓,只要是阻挡华社争取母语教育基本权利者,都向当时执政党大声说“不”。

向不公义政策说不

如果依法,当时的华教领袖都随时被扣上破坏国家团结或是煽动条文的罪名,但是站在大是大非的立场,我们卻看到他们是基于维护华社最大利益下,不畏强权的站在第一线,向不公义的政策说不。



在国阵执政下,1996年教育法令是一个对华教发展不利的政治法令,它限制了华文独中的发展空间,其隐议程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回应了《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即单一源流的教育发展政策,但是有些人选择臣服,不去看教育法令的是非对错,不去团结华社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去对抗,反而混淆视听,去煽动不清楚华教发展的家长,直指关中违反了法律,影响了独中生存。试问华教发展曾几何时是在法律协定中发展的?

华裔子弟用母语学习的权利难道只能选择臣服于不公不义的法令中,而从此不去积极发展吗?难道独中就只能60所都中集在半岛西岸,那东海岸的华裔子弟就没有发展华教和学习母语教育的权利吗?

关中考统考,双方各有立场和己见。一方坚持于法令条文下,独中就只有60所可以考统考,实实在在的臣服于不利华教的1996年的教育法令中,其格局与高度就只有眼前的60所独中,其他要办华文教育的学校都是非法(就算关中六年来都实实在在授予董总课程),也否定了其他地方学子学习华文教育的基本权利和正义,可想而知这种自私和不具正义的心态,假若是有心人要用法律来消灭华教,此一论述者绝对不会是身先士卒来捍卫华教存亡的中流砥柱。

至于开放关中考统考,在情在理都符合华教先辈们的精神,即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面对当时强权的国阵政府,其开了一个灰色地带的破口,华社更应该积极团结促成,让东海岸华裔子弟享有学习母语教育的基本权利,而不是分成真、假独中的无稽争论中。

董教总开放统考的这一决定,其具有一定的高度和胆识游走在情、理、法中与当时强权的国阵政府周旋,其展现了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更有着当仁而不让的勇气。

把争议搁置,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来发展华教,才是华教发展的利多,把争议用司法方式解决,是把华教的前途双手奉上,让有心人借机会分裂和合法化消灭华教。

华教课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其中有太多的政治谋略与算计,站在华教巨人的肩上,我们没有害怕和怯懦的理由,我们只恨自己没有华教前辈们的胆识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