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服务是大马公共行政管理关键的支柱，是负责掌管我国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机关。在大马朝向高收入国家目标进发之际，我国需要一个有高绩效表现、精简与以客为尊的公共传递服务，以打造一个支持私人领域发展的环境，刺激与加强后者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

早前，有关改革公共行政服务的呼声此起彼落，尤其是在其负责范围与能力方面，保持精简及有效。公务员服务改革一般涉及薪酬、人力资源、缩小公务员规模及营运绩效等领域。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公务员人数已从2003年的100万人，于过去16年来激增70万人，如今已高达170万人，规模过于臃肿，令国库开销巨大为由，探讨将部分公家领域私营化的可行性。

要让公务员体系改革上，要长期在财务上可持续下去，最有成效的做法就是通过以表现决定薪酬，以及适当的减少公务员人数，来减低公务员总薪酬开支。由于公务员薪酬占了我国预算案的最大笔开支，公务员人数规模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公务员人数占我国就业人口比重，加剧了公务员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挑战的复杂性。

那么，我们的公务员规模有多大？

截至去年杪，我国公务员人数高达170万，或占了我国就业人口的11.4%。这相等于，每一名公务员负责服务18.84名大马人。

由于国情不同，不是所有国家都对公务员进行同样的规范。根据可做比较的资料，其他国家的公务员对人口比率，分别是新加坡1对71.4、印尼1对110、韩国1对50、中国1对108、日本1对28、俄罗斯1对84以及英国1对118。

财务压力沉重

政府在公务员体制改革上，所面临的财务问题就是控制偏高的公务员薪酬及他们的退休福利。在2011至2018年期间，公务员薪酬平均每年增长7.2%，从2010年的422亿令吉，于去年已倍增至813亿令吉；此外，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开支，也在该期间年增10.6%，即从2010年的108亿令吉，于2018年飙升超过一倍至258亿令吉。

在政府总行政开销方面，公务员薪酬所占比重从2010年的30.8%，于2018年增至34.5%；退休福利则从2010年的7.6%，于2018年增至10.9%；在2019年财政预算，公务员薪酬开支预计将进一步增至820亿令吉，而退休福利开支则预计增至266亿令吉。

2017年世界银行政府竞争力指数（涵盖对公共服务素质，对公务员服务素质的看法，公家服务不受政治压力干扰的程度，政策拟订与实行的素质，以及政府致力落实政策的可信度的看法），大马排名第44位；相对之下，邻国新加坡排名第一、香港第六、台湾第28、汶莱第31及韩国第33。

高职任人唯贤

为何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公务员体制改革是一件难事？其实，这取决于有关改革的政治意愿，以及当时的政治局势而定。若改革所采取的行动范围太大，也将令改革举步维艰。因此，有关改革必须循序渐进，以减低对整体公共服务机器的干扰。

公务员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革命性的政治推动力，以及取得足够的权力与合法性，以改变做事方式。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岗位一般上被视为政府的责任，以为公共领域雇员提供经济福祉；与此同时，这种雇员福利政策也被视为政治政策，因此，这令合理化公共领域雇员规模变得困难，因为这类公家工作可以买取政治支持。因此，若公务员体制改革没有获得恰到好处的实行，或将引发政治反弹的风险。

公务员体制改革的优先事项，包括其先后次序及推行时机尤其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先设定特定的原则，并建立我们希望在特定期限内达成的一项愿景。

a）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通过一个咨询各方意见与反馈的程序，检讨与改革公务员服务。

b）拟订一个恰当及可行的时间表，以改革公务员服务，这包括先研究公务员服务架构，再决定是否重新安置现有公务员及合理化。

c）公务员的权利分配心态必须终结。政府须实行绩效与生产力优先，而非利益分配的心态，以回馈与表扬表现特出的公务员。政府旗下各机构应获准设定各自的薪酬指南，依据市场或专业水平，再根据本身财务能力支付属下公务员薪酬与福利。

d）维护公共服务的独立自主，确保关于公共服务管理的各项重大决策，例如雇佣、擢升、调职、支付及福利等，不受任何的干预。各部长不应获授权掌控任何等级的公务员委任事宜；公务员应获得根据本身的责任范围，与市场相符的薪金；任何的委任和擢升，应依据绩效表现及外在的竞争来决定。

e）并非所有公务员工作应受保护，免于外在竞争压力。高职公务员的委任，应任人唯贤，根据公开市场竞争来委任，以确保所委任的是最佳人选。

f）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应在他们不同阶段的服务与贡献，而非等他们退休时才一次过缮发。此举可让公务员更好规划本身事业，不会迫使公务员在已对工作失去热忱下勉强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