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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场加映】《哭泣的女人》
4月18日上映

《哭泣的女人》

这部恐怖片故事来自墨西哥乡野恐怖传说,由温子仁担任监制,并找来他十分看好的新锐导演米高查维斯(Michael Chaves)执导。剧情讲述一名社工和她的小孩被卷入可怕的事件,她唯一的方法是去寻找一名神父,找到事件背后的真相。

本片英语片名原为《The Curse of La Llorona》,“忧罗娜/La Llorona”在西班牙语意思便是“哭泣的女人”,忧罗娜在世时,因嫉妒之火淹死了自己的孩子们,然后痛不欲生,便跳入湍急的河流中。随后,在半夜听到她死亡呐喊的人都会遭逢厄运,过了好几百年,她的欲望变得愈来愈贪婪,而她加害人的方法也变得愈来愈可怕。



《哭泣的女人》

为了向信仰和传统致敬,制作群在开拍前找来一名牧师和一名巫医施行一场“清洁”(limpia)的净化仪式。女主角由琳达卡迪林尼(Linda Cardellini)饰演社工安娜,她说:“这部电影比较黑暗,所以在展开这场旅程之前注入一些光明,这种感觉挺好的。”大胆的琳达完全不害怕,笑说:“演出一部惊吓指数破表的恐怖片挺令人兴奋的。”

发生灵异事件

不过灵异事件还是少不了,饰演巫医的雷蒙克鲁斯(Raymond Cruz)拍摄时戴一条黑色电气石手环护身,手环竟然离奇脱落,他记忆犹新:”当时珠子散落各处,其中3颗碎成一半,那些珠子很硬,我想是那个场景里具有某种能量。”

《哭泣的女人》

派翠西薇拉丝奎兹(Patricia Velazquez)饰演失去小孩的母亲,片中角色恰巧与她本人同名,她说:“我童年时有许多时间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度过,我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小时候大人经常对我们说:‘你要乖一点喔,不然忧罗娜要来抓你了’。”她解释:“在电影里,忧罗娜会连续出现三天三夜,每过一个晚上都会变本加厉,即使到了这个年纪,还是忘不了这个故事。”

《哭泣的女人 ·The Curse Of The Weeping Woman》



(4月18日上映)

故事简介:1970年代的洛杉矶,忧罗娜在半夜出没,尾随着小孩。一名社工无视一个不安母亲的恐怖警告,而这个母亲被怀疑曾经危害自己的小孩,这名社工和她的孩子们很快就被卷入可怕的超自然领域,他们存活的唯一希望,也是逃过忧罗娜致命报复的唯一机会,可能就在于一个理想破灭的牧师,他的驱魔方法是牵制邪灵,逼近恐惧和信仰冲突的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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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余

他们即我们,无人是他者—— 从跳飞机简谈移工处境/心然

仍记得那个烟霾密布的下午,出席台湾纪录片《九枪》电影观赏会,观后心里的烟雾比外面的烟霾更浓阴……不久后出席另一场纪录片《跳飞机》电影观赏会。恰巧两部影片皆涉及外籍工人(外劳)的议题,这勾起我早年跳飞机的岁月……

台湾纪录片《九枪》导演为蔡崇隆,该片去年荣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内容讲述2017年台湾移工阮国非(台湾称“外劳”为“移工”)被警察开9枪打死的事件。

24岁的阮国非于2013年到台湾工作,因遭剥削,两年后脱离原雇主成为“黑工”, 过后遭警察追捕时遭警员连开9枪,因延迟送院导致失血过多死亡,该事件在台湾引起轰动……令观众震撼的是,导演通过警车监视器完整展示了警察枪伤阮国非的过程。

当时阮国非全身赤裸手无寸铁,但该陈姓警员却连开9枪,并且一众警员对他的态度仿如对待动物,非常不人道。

其实我挺后悔观看了部分枪杀的画面,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如此被夺走,心里极不舒服,导致连续几个晚上都被该画面所干扰。

导演通过线上交流表示,他拍该片并非刻意去控诉开枪的警员,而是想通过这个悲剧显示台湾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台湾基层警员用枪训练不足,以及台湾社会长期对移工的漠视及恐惧,才导致悲剧发生。

另一部纪录短片《跳飞机》,导演为李慈恩,来自马来西亚,这是她在台湾求学的首部纪录片,该片获2022年新北市学生影像新星奖最佳纪录片,也入围台湾 2023年金穗奖。

短片讲述了她与跳飞机父亲的疏离关系,父亲对她而言即亲密也疏远。她通过影像由父亲朋友与母亲的口述中,去拼凑父亲的图像。

令我惊讶的是,出席的观众蛮多是年轻人,当中有些父母曾经或现仍在国外工作。讨论相当热烈,感受到“跳飞机”,对亲子关系的确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外劳汇聚地练“同理心”

1988年,我展开了自身的“跳飞机”旅程——先去台湾,后再到日本。台湾较易适应,因语言文化相近,只是打两份工倍感疲倦,另因性格过于感性易涌现孤独失落的乡愁。

去日本是通过本地仲介,对方表示是在东京某现代化设备的豆腐厂工作,无需过重的体力活,但到达后发现“货不对办”,其实是东京市郊偏远的家庭式豆腐厂,宿舍是临时搭建的木寮,卫生设备很差,并需大量的体力劳作。我做了一天就全身酸痛不堪,知道无法胜任,于是第二天就私自离开。

在东京流荡了几天后,幸运遇到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同乡介绍了一份餐馆工作。老板是韩国华人,由于知道我身分非法,以低于市场一半的薪水雇用我。我做了两星期后,在某印度餐馆找到待遇合理的工作就辞职。当时老板威胁说不付薪水,不过最后还是付薪。

我仍记得每回早上坐地铁上班,总感觉有些怪异的眼神不时瞄过来,那刻我体验到被“歧视”的感觉。但这些体验对我而言是好的。

回国后不久,我所居住的半山芭也慢慢成为外籍工人与难民汇聚的社区,是一个让我练习“同理心”的好场所。

感恩承担艰险工作

记得有回与同事聊天,她表示星期天期很怕下吉隆坡,因都是外籍工人聚集,很有压力,觉得不安全。

我想起以前在日本工作休假都会往新宿跑,因那是各国外籍工人聚集的地方,容易找到同乡聊天。我告诉她外籍工人平时工作辛苦,假期出门相聚是正常且合理的事情,并且他们对我国的基础建设做出很大的贡献。

我记得有回路过某处,目睹几位外籍工人正浸泡在臭气熏天的沟渠里做清理工作。我心里当下升起一份感恩之情,这些在我们眼中不受重视的外籍工人,承接了许多国人不愿担任的艰苦险工作。

人对陌生的族群总充满恐惧与想像,视他们为“外来者”或“他者”。唯有我们明白每个人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所有人都是“生命共同体”,如此偏见与歧视才会慢慢减弱,“同理心”才会慢慢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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