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里风和其他同期的马华作家一样，带着作家的使命感去写作，他们希望通过文字，能够唤醒人性的良知和给苦难者人生的希望。我们读云里风的作品，看不到繁复的艺术手法，只看到他写作的良知，一心一意为社会留下一些记忆。

云里风的小说简短精练，涵盖面大，举凡市井小民、知识分子到商贾名流，都成为他笔下的人物。他擅于描写人性矛盾、社会乱象、民族教育、种族问题等课题，他的小说可说紧贴着马来西亚社会的发展，忠实地记载了华人在这个社会挣扎求存的过程。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转型也在加速，华人除了承受经济压力外，还肩负民族文化传承的任务。无论在经商或传承民族教育，华人经常感受到周遭无形的限制，华人社会普遍显得压抑、焦虑。云里风等前辈作家凭着作家的敏感为我们记录许多时代的印记。

二战之后的马来西亚华人面对国土认同的冲击，中国大陆政权转换，他们必须作出回去祖国还是留在当地定居的抉择。云里风到了马来亚，本想投靠父亲生活，谁知父亲和朋友经营的脚车店生意惨淡，无法让他继续求学，他做过多样工作，最后选择了担任乡下小学的老师，开始了他在教育界的生涯。云里风生活在民众之间，体验了华人在战后生存的困境。也面对国家独立以后，重新适应一个多元文化国家的挑战。

从生活中选取现实题材

云里风的写作理念是“要从生活中选取现实的题材” ，他在多篇文章里提到鲁迅，以鲁迅为学习对象，认为文艺的责任是为了改革社会、领导群众，将社会导向一个理想境地为目标，而非成为有闲阶级的消闲品。 与他相同时代的方北方年龄相隔20岁，基本上有着相同的文学观，方北方认为云里风的作品“十之八九都是反映人生或社会问题的” 。概括了云里风的写作倾向。他写作目标就是要对社会的残缺及不合理现象加以口诛笔伐，以达到发聋振聩的作用云里风的小说被誉为“华族生活的忠实写照” 。云里风在教育界、社团和商界多年，其作品也多以教育界、华社和商界为题材，多表达马来西亚华人面对文化传承、经济困境的焦虑。

云里风把文艺当作灵魂的工程师，认为它负有反映现实、改造社会的任务。他在第一本小说集《黑色的牢门》的后记中说自己对于事物“有很强烈的爱憎”，为了不愿生命过得太空白，所以当这种爱与憎的情感在心田中汹涌澎湃的时候，他就会拿起笔把想要说的话写下来。 这种信念一直支持着云里风投身文学事业，随着生活经验的丰富，虽然让他看尽世态炎凉，但他仍然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抱着很大的希望。

50年代的马来（西）亚刚摆脱殖民地统治不久，经济萧条，物资贫乏，许多华人也和其他民族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也面对失业、贫穷，为一日三餐奔波，艰辛求存。云里风这时在教育界工作，开始写作，以他最熟悉的人物写起，环绕着下层人物的生活经历，从其小说大致上可以了解当时华人社会的状况和精神面貌。由于女性受教育的情况不普遍，这些母亲没有学历，甚至目不识丁，失去丈夫等于失去经济来源，但为养活孩子和孩子的教育，她们不得不走向劳力市场，有的当上大排档洗碗女工（《相逢怨》）、有的富有人家的女佣（《望子成龙》）、或在俱乐部里帮佣（《俱乐部风光》），工作繁重，却只能赚取微薄薪水，供养家人。

揭露社会贫富两极化

云里风出身贫穷，生活上经历许多波折，对普罗大众的生活困境感同身受，为他们的际遇打抱不平。小说揭露当时社会贫富两极化，上流社会酒醉金迷的生活，却视财如命。而低下层的小人物却被生活摊子压弯了腰，却有着高尚的人格和积极的精神。小说赞扬这些小人物做人的志气和正气，即使再穷再苦，也不要丧失做人的尊严和良知。这些小说在当时给迷乱的社会起了指引人心的作用，也给了许多在逆境中的人们带来希望。

写出华人的焦虑挣扎

在那社会面对政治、经济转型的年代，华人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国民身份，云里风的小说写出了华人的焦虑的挣扎。他们的焦虑感来自对未来没有信心，经济不稳定和国民身分的变化，让他们感到政策变化之后的前途茫然（《出路》），即使有高中文凭也不得不接受去小学当老师。有的文化人为生存和生活，不得不身兼多职，工作之余写文章或当家教（《君子爱财》），有的失业者为生存，只得铤而走险、走上不归之路（《黑色的牢门》）。

云里风的小说如《出路》、《阿华》、《迟来的电话》等多以自己亲友的际遇为题材，皆有云里风自己或亲友的影子，他们的生活际遇其实反映了马来西亚在建国之后，向工商社会转型期间，普遍低下层家庭所面临的工作与经济冲击。小说主要是批评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善良的人努力工作，却被欺压，生活困苦；邪恶的人掌握了社会绝大部分的权利和金钱，却挥霍浪费、吝啬施舍，反映出社会阶级的两极化。

这些为生活挣扎的描写，很多是云里风自己的写照，因此所描写的细节很有真实感，充分表现出当时华人家庭的困境，也表现了当时的华社的精神面貌。小说的劝诫性很强，主要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教育也不普遍，作家作为当时候的知识分子，本着人道主义的良知，将社会的现象揭露给群众，让读者有所借镜，或取得心理上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