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达经济体正在爆发各种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在美国，不平等程度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相比，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仍然相当萎靡。

在承诺年增长会达到“4、5甚至6%”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国会共和党同僚们实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赤字。

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预测，联邦预算赤字将在今年达到9000亿美元（3.68兆令吉），在2021年的后的每一年都会超过1兆美元（4.09兆令吉）大关。

但是，最近的赤字增长所带来的快感已经开始消退，国际货币基金（IMF）预测 2019年和2020年美国增长分别为2.5%和1.8%，不如2018年的2.9%。

许多因素导致了美国经济的低增长/高不平等性问题。特朗普和共和党的设计不合理的税收“改革”加剧了现有的税法缺陷，让更多的收入流向了最顶尖人群。

高管加自己的薪酬

与此同时，全球化管理依然不善，金融市场依然在榨取利润（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叫寻租），而不是提供有用的服务。

但更深层次、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市场力量的日益集中，这让主导企业能够剥削客户，挤压雇员，后者的议价能力和法律保障都在减弱。

CEO和高官日益康工人和投资之慨给自己更高的薪酬。

比如，美国公司高管确保了来自减税的绝大部分收益都用于发放红利和回购股票，2018年，用于这一用途的资金达到了创纪录的1.1兆美元（4.5兆令吉）。

回购提高了股价，提振了每股收益，而高管薪酬往往根据这两项指标发放。

同时，目前的年投资水平为GDP的13.7%，仍然较低，许多公司的养老金入不敷出。

市场力量崛起的证据几乎随处可见。大笔收益带来了巨大的公司盈利。

在各个行业，不管是猫粮等小东西还是通讯、电缆供应商、航空公司和科技平台等大东西，都出现了少数企业主宰了75至90%甚至更多市场的情况；而在地方市场层面，问题更加突出。

新企业比重不断下降

随着大公司市场力量的增加，它们影响美国金钱驱动的政治的能力随之提高。

制度按照商业的利益被日益操纵，普通老百姓寻求受到不公待遇和不法侵害想要维权则变得更加困难。

一个完美的例子便是劳动合同和用户协议仲裁条款的普及，这类条款允许公司通过同情中间人（sympathetic mediator），而非法院和解纠纷。

多种因素推动了市场力量的提高。其一是有巨大的网络效应的行业的增长，在这些行业中，一家企业——如谷歌或面子书——可以轻易成为主导者。

其二是商界领袖间的普遍态度，他们认为市场力量是确保持久利润的唯一办法。风险资本家彼得·提尔有一句名言：“输家才竞争。”

一些美国商界领袖在制造市场壁垒阻止一切有意义的竞争方面着实“出色”，而宽松的现有竞争法执法，以及没有更新法律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的现实则是帮凶。结果是，美国新企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

削弱投资创新动力

所有这些都对美国经济不利。不平等性加剧意味着总需求下降，因为在财富分布顶层的那些人，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一般少于收入平庸者。

此外，在供给侧，市场力量削弱了投资和创新的激励。企业知道，要想生产更多，就必须降低价格。

因此，投资总是萎靡，即使美国公司利润创下纪录，坐拥数兆美元现金储备。

除此之外，当你可以用政治力量通过市场剥削攫取更多租金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花力气创造价值？获得减税的政治投资的回报远高于厂房和设备等实体投资。

更糟糕的是，美国较低的税收-GDP之比——哪怕在特朗普减税前，也只有27.1%——意味着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基础研究的资金十分宝贵，而这些都是确保未来增长的必要条件。这些都是真正能够“滴灌”到每个人的供给侧措施。

拿出决心保护竞争

遏制危害经济的力量失衡的政策很简单。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假设市场总体是竞争性的，将注意力集中在只关注经济效率的竞争政策上，而不是广泛地关注权力和不平等性。

讽刺的是，当经济学家们开始发现其中的缺陷时，这一假设反而在决策权占据了主流。

博弈论和新的不完美和不对称信息模型的发展让竞争模型的巨大局限性一览无遗。

法律也要跟上。反竞争行为应该是非法的，临时性的。

除此之外，还需要做出一些其他改变以实现美国反垄断立法的现代化。

美国需要拿出像美国公司遏制竞争那样的决心保护竞争。

和往常一样，挑战在于政治。但美国公司已经积攒了如此大的力量，有理由怀疑美国政治制度是否能完成改革的任务。

再加上公司力量的全球化，以及特朗普带来的去监管化和裙带资本主义浪潮，很显然欧洲将成为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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