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前副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写了一本讨论中央银行变革的著作《静悄悄的革命》。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些变革则是央行摆脱自身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突击发布的传统，向公开沟通和透明度迈进的举措。

借用该书的副标题，当中央银行开始说话时，它们就“变得现代”了。

到世纪之交那段时间，美联储也在朝着这个方向缓慢推进。它最终于1994年开始宣布其利率决策，并于2000年开始定期发布新闻稿（尽管直到2011年才启动例行新闻发布会）。

这些变化反映了央行从业者对短期政策利率变化如何通过预期和市场定价影响经济的新见解。

如今中国人民银行也正在经历着自己那一份静悄悄的革命。跟之前的美联储一样，中国的央行正在变得更具沟通性。

但北京的真正革命则与汇率政策有关，中国人民银行越来越多地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人民币的价值。这两项进展都是值得欢迎的。

中国人民银行的沟通攻势与2018年3月上任的新行长易纲有很大关系。上个月该行举行了首次简报会，解释最新的经济和货币数据。

易纲本人也借此主动解释其政策决定，特别是他为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三支箭”政策组合。行长偶尔还会对股市波动性发表自己的见解，尽管此类干预可能让那些央行传统主义者感到不舒服。

英文网站涵盖广泛

另一个重要举措则是中国人民银行于今年1月推出了自己的新版英文网站，而此前只有约2%的中文网站内容会以英文呈现，以至于外国投资者纷纷抱怨无法公平获取信息。

新英文网站几乎涵盖了从公开市场运营决策到行长的演讲文章和出席活动的各个主要政策方面，比如易纲去年12月在清华大学就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发表的演讲，以及演讲PPT的英文版本，而这一PPT的中文版甚至都没被放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网站上。

汇率政策日益灵活

虽然这种公开沟通当然很重要，但中国人民银行日益灵活的汇率政策则更具变革性。2015至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花费了约1兆美元（约4.07兆令吉）外汇储备来抵抗人民币贬值。如今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不再定期干预货币市场并订立汇率目标。

自2018年开始以来这种灵活性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去年2月达到6.26：1的峰值后一路下滑到10月底的6.97：1，下跌幅度达10%（目前已经回升至6.70：1）。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18年的峰值波动幅度与其他特别提款权货币相当：欧元（10%），日元（9%）和英镑（13%）。同样，人民币去年的日波动率达到4.3%——约为其他四种SDR货币（包括美元）波动率水平的70%。而且这也是人民币首次出现比新加坡元更大的波动。

人币保持稳定

尽管——或者由于——双边汇率的波动，人民币兑多种货币仍然基本保持稳定。与24种货币挂钩的中国外汇交易系统指数在全年年初和年尾时都维持在95左右。这还是在几乎没有中央银行干预下实现的。

自动稳定器减轻压力

即便美国财政部都在2018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去年的直接干预是“有限的”，而各大国有银行的外汇买卖状况也较为“温和”。

灵活汇率在两个方面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首先，它作为安全阀回应并减轻了来自资本流动和全球需求的压力。而较为间接也更为根本之处在于，市场导向式的汇率为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去使用利率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例如存款准备金率，以帮助稳定经济。这反过来又稳定了人民币。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再度回顾一下2018年。尽管美联储在年内四次加息，但中国人民银行只在3月份加息了仅仅5个基点，并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来作为针对性反周期宽松政策的一部分。

而尽管进行了这些下调举措，人民币也并未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进入自由落体状态：其当前兑美元的汇率与2017年12月中旬大体持平，而当时也是中国人民银行最后一次跟随美联储加息5个基点。

对赌风险更大

随着人民币越来越多地成为双向浮动型货币，市场预期也在作出相应调整，以人民币为标的的单向定向对赌风险似乎也比从前更大。

相比之下一旦回归常规的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市场干预行为则会引发不稳定。当政策制定者不允许汇率进行调整时，这就可能引发储备减少，信心下降和恐慌情绪增加的不稳定性下行漩涡。

布林德在2004年描述的静悄悄革命正在北京发生着。诚然，中国人民银行在沟通和汇率政策方面还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但到目前为止，它的进展对中国和国际上的政策制定者来说都还是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