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重男轻女”已不复存在；不过，回溯百年前的战前时代，女子教育是不被重视的。虽然新马华人女子教育发展不大，但随着一些女性教育家坚韧、睿智撑起华人女子教育的半边天，女子的教育水平逐渐获得提升，并对整体社会的改变和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战前，教育上的性别差异明显有很大落差，男子接受教育被定位为齐家治国、光宗耀祖，女子接受教育则被视为可有可无。这种早期的“差别待遇”观念束缚着女子的命运，阻断了她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和意识。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兼性别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范若兰博士，以性别视角分析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差异及其根源。

她说，新马华人女子教育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英文教育和华文教育。英文教育先行一步，在19世纪中叶出现，而华文教育则发端于20世纪初，在30年代取得长足进展。

女校增长率缓慢

新马华人女子教育最早发迹于教会。据说，最早的华人女子学校是于1825年由英国女子格兰特（Miss Grant）开办，可此说法未得到确证。

“第一间政府办的女校是于1844年建立的莱佛士女校。新加坡第一所由华人专为华人女子创办的学校是于1899年建立的华人学校。”

新马的英文学校主要分政府办和教会办。政府办的学校经费由政府支出，教会办的学校享有政府津贴。从英文学校的数量看，男校多于女校，而且男校的增长速度快于女校。

“1921年，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共有59所英文男校，女校有23所；1931年英文男校增加至73所，女校增加至28所。大部分女校是教会所办，只有两所是政府办的，即位于新加坡的莱佛士女校和位于槟城的圣乔治女校。”

坤成第一所华文女校

马来亚的第一所女子华文学校是于1908年建立在吉隆坡的坤成女校。3年后，华侨女校和中华女校在新加坡建立。

在20世纪10年代共建有15所华文女校，包括南洋女校、崇福女校、南华女校、化南女校、培德女校、坤成女校、霹雳女校等。

来到女子教育初步发展的20年代，女校数量大大增加，同时，女校的规模也有所提高，每校学生人数从10年代的数十人增加至20年代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

“到了30年代，很多著名女校的学生数量都超过数百人或上千人，连一般女校也有上百位学生。总括而言，直到二战前，新马华文女子教育无论在量上或质上都取得更大发展。”

女校大部分是小学

范若兰进一步说明，新马的英文和华文女校大都是小学，有些是初级小学，有些是完全小学（包括初小和高小）。接受华文和英文教育的华人女生大部分是小学生。

“新马的英文中学出现较早，英文女子中学大约在20世纪初出现，华文中学于1919年出现（华侨中学），华文女子中学直到1930年才出现（南洋女中），最先出现的是初中教育。”

坤成女校于1925年设立初中部；化南女校于1929年设立初中；霹雳女校于1933年设立初中；协和女校于1939年设立初中。设立高中的女校较少，南洋女中于1930年设立高中，坤成女校于1940年才设立高中。

南中之母刘韵仙

谈到战前时代的著名华文女校，范若兰列出了数位极具影响力的女性教育家，如南洋女校校长刘韵仙、静方女校校长杨瑞初以及坤成女校校长沙渊如。

她特别点出了刘韵仙秉持的教育理念。刘韵仙曾担任战前和战后的南洋女校校长，亦被誉为“南中之母”、“华教之光”。

她认为，男女教育是平等的。“男女同是人，男子应该走向光明大道，女子也应该。男子应该有民族思想、有国家观念，女子也应该。男子应该有独立能力，女子也应该。所以，男女教育平等，差不多是天经地义。”

她也视华侨女子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并没有将女子教育仅停留在培养贤妻良母，而是要将女子培养为社会人、有独立人格的人。

“她特别强调学生智德美体的全面发展。在她的领导下，南洋女校学习风气很浓，体育运动蓬勃开展，体育人才层出不穷。”

另外，她也指出杨瑞初的特点是具有丰富的办学经验，精明能干，说话有条理；而沙渊如是以严厉着称，她为坤成女校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被公认为是该校早期校长之中厥功甚伟的一位。

男校 女校经费天壤之别

范若兰指出，虽然华文男校和女校在某程度上存在差异，但依然会面临一些共同问题，尤其是在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

第一，经费不足是常见问题。

华文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常捐、月捐、特别捐和学费，这些经费都是不固定的；而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就如雪上加霜，加剧了这一不固定情况，捐款和学费都大大减少，学校也陷入经济危机，不少学校被迫停办，学生人数不停走下坡，教职员也被欠薪。

“华人社会经济一旦衰落，肯定会对华文教育造成直接影响。不过，即使男校与女校面临相同问题，但以困难程度来说，女校的处境永远比男校更艰辛。”

要知道，女校的经费向来就比男校更少，各方面的条件都比男校差得多，这种情况与当时的侨领或校董在办学上的“重男轻女”心态脱离不了关系。

她举例说明，坤成女校和尊孔学校属于一个董事会，可两者的经费和设备是有天壤之别的，可明显看出男女教育物质上的不平等对待。

“为了解决经费的问题，当时女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呼吁华人社会积极捐款、向殖民地政府申请津贴以及进行演剧筹款。”

第二，学校管理问题。

新马华人学校管理由校董事会和校长负责。校董事会聘任校长和教师，两者皆是一年一聘。通常学校董事都是商人，对教育是门外汉，但对于校长和教师却有决定权。这种权利结构有很大的弊端，校长与董事容易发生冲突，校长更换频繁，教师队伍不稳定。

“很多华人学校长期发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频繁更换校长，女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刘韵仙曾提到，大部分校董都热心办学，可却不重视女子教育，因为他们的传统观念认为女子教育不如男子教育重要。如果校董和校长能够通力合作，关系协调良好，女校的发展会更大。”

 

第三，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问题。（见上图表）

基本上，华文学校是按照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规定，并以殖民地的实际情况来设置课程。因此，男女华校的课程大致上是相同的，但其中还是有些区别。

她以锺灵中学和南洋女校进行对比。男校的英文和国文多于女校；女校的图画、生理卫生和音乐多于男校；算学和理科两者不相上下；历史、地理、公民和体操相同；生物、尺牍和英文簿记只限于男校；家事和工作只限于女校。

“从上述差异中，可以反映出华人社会对男女教育的要求和期待之不同，这就是当时社会所呈现的性别不平等的现实面。”

与男生共同平衡发展

不论是中国的精英或华人社会的精英，他们都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许多女校的建立就是华人男性精英呼吁和身体力行的结果。

范若兰说，男性精英对于女子教育的出发点是有利于社会和家庭，所以他们更提倡的是培养贤妻良母。

教育家陈嘉庚经常在演说中提到女子教育：“居今时世，非但男儿当受教育，女子亦当受教育。在浅识之人，多云女子受教育，乃为他姓造福，而不知未嫁之前，能教育其弟侄，既嫁之后更能顾爱父母家以及造成女子自身之幸福也。”

“然而，华人女性精英提倡的女子教育就略有不同。她们注重的是培养女子的社会能力和责任，而不仅是以贤妻良母为目的。换言之，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与男子共同平衡发展，齐驱并驾。”

经济是主因

此外，一般华人大众对女子教育的态度可分为3种：第一种是积极支持，由于本身大都受过教育，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不仅让女儿念小学，还让女儿上中学，他们对女儿教育期望较高。

第二种人在有能力的时候也支持女儿受教育，但对女儿教育期望甚低。他们觉得女儿上几年学，认几个字就可以了，不必受太多教育。

第三种人反对女子受教育。这些人通常是年纪较大、思想守旧、本人也是文盲的人，占华人相当人数。他们认为女儿将来是人家的人，不必受太多教育。

“尽管赞成女儿上学的华人占一半多，但真正有机会上学的女子不及学龄女子的一半，这主要是经济原因。大部分华人当时的生活并不富裕，可生育率却很高，根本无法负担所有孩子的上学费用。”

她总结说，性别关系变化的基石主要有3点：一，提高新马华人女子教育的水平；二，培养以女教师为主的职业妇女；三，透过培养自主意识、民族认同、女权觉悟，以提高华人女性社会参与能力。

“战前的华人女子教育虽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毕竟还是走在发展的道路上了，所以这对日后华人性别关系变化仍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报道·游燕燕 摄影·黄亮辉、 部分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