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飘着微雨，我们在溜滑的河畔缓缓而行，这是徒步之旅的最后一天，同时也是压轴好戏。我们在寻觅世界最大的吉兰舟大王花，不久地苗响导领我们踏上河床，一起淌过激流，一转向，一朵巨型大王花赫然在望，它悬挂在泥壁上，比我过去见过的任何一朵都来得大。

这里是苍林先生予2010年设立的“大王花圣地”，但在从前，它远非这副光景。

有一份马共回忆录提及，在霹雳河、吉兰丹河、彭亨河共同发源处的主干山脉分水岭间，抗日战争前有一位英国籍的人类学家，土著人称他为“端嫩”（Tuan Noone），曾在大森林土著棚寨间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目的是研究土著的历史、社会、经济等，他有一个土著随从“阿央”跟随多年，遍所有棚寨，认识了各个部落的首领们。

阿沙兄弟助运输

抗日战争期间，马共霹雳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就是通过这位“阿央”的协助，顺利的展开大森林里的土著群众工作。这位“端嫩”当然就是传奇学者伦里氏 H.D.Noone了（详见拙作《马来半岛登山史》），而土著则是先奴依人地苗族。

当时一般人称原住民为沙盖或山番，而马共认为这些都是贬称，逐呼他们为“阿沙兄弟”。

1948年6月，马共第十二支队三百多人从霹雳州务边山出发，欲通过金马仑三十六碑翻越主干山脉往吉兰丹布劳（牙叻顶Sungei Gales）挺进及建立新据点，途中就获得“阿沙兄弟”的帮助运输，后来行迹败露而后撤和丰。

在1948年至1960的年马来半岛，处于紧急法令之下，为应付职工运动和共产党，殖民地政府军人数膨胀至空前的40万人水平。1950年3月，曾在大战时期任缅甸作战总指挥的伯利斯中将(Harold Briggs)制订了“新村政策”，打算把所有乡村居民关进集中营，以切断游击队的粮食及情报供应线。到了1952年，全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口（40万人）住在有刺围篱内，原住民村落也不能幸免。

冲击性对抗例子

于是许多原住民和华人一样，被英殖民地政府集中在扣留营式的集中村内，结果某些原住民因适应不了拘束的环境而相继病倒，甚至死亡，有些则逃到更深远的内陆去。然而原住民也并非逆来顺受，这里就有一个极具冲击性的对抗例子。

北部茫茫林莽的主干山脉，不虞是原住民们世代繁衍的疆土，同时也是马共游击队极好的藏身之处。

50年代，金马仑以东吉兰丹地区的先奴依地苗人，就因同情马共而对其接济（马共称其族为“阿沙族”Asal即原住民），被英军视为心腹之患，逐计划对该地区进行围剿。

1954年，英军开始将集中村政策扩展至吉兰丹地苗人村落，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剿共桥头堡，即是以指挥官布洛克的名字命名的“布洛集中区”（PosBrooke），接着着手将邻近山区的原住民——也就是地苗人们都赶到这集中区居留，以坚壁清野的策略断绝马共的后援。然而，地苗人英雄领袖邦桂（Bangoi）却率众反抗，令英军大感头痛。

然而，乌合之众的原住民虽然士气高昂，却哪能是现代英军的对手？在英军策略性的扫荡山林，将部落群各个击破，虽然每个区的村子都负隅顽抗，无奈仍通通败北。英军告捷后即软硬兼施，供粮奉物，地苗人纷纷就范，被收服后即被迁往布洛集中区，地苗战士屡屡败退，甚至连邦桂的儿子也被擒获，局势江河日下，最后到了只剩下邦桂一人手持吹筒箭孤身对抗英军的地步。

支持力荡然无存

然而邦桂借山林的隐蔽打游击，顽抗达一年之久。12月23日，英军说服邦桂的两个儿子出面劝降，并以直升机播放劝降录音带盘旋与山林间，最终邦桂才放下武器。此事细节，可参阅《森林护士 Jungle Nurse-Pamela Goald Sbuny》一书。

至此，马共在森林里的支持力量荡然无存，从此难以为继。坚持在最后才投降的英雄邦桂，获得的奖赏是被送到吉隆坡去旅游，同时也被当作战利品般被展览。

数十年后的今天，集中区不复存在，地苗人们也恢复原有的散居状态，而这“布洛集中区”（PosBrooke），也即是现在的布诺河（S.Brook）流域，如今苍林先生所拟定的“地苗族大王花圣地”（Rafflesia Sanctum），完整的就是这个“布诺区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