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兰舟地苗族村落
大王花圣地

天空飘着微雨,我们在溜滑的河畔缓缓而行,这是徒步之旅的最后一天,同时也是压轴好戏。我们在寻觅世界最大的吉兰舟大王花,不久地苗响导领我们踏上河床,一起淌过激流,一转向,一朵巨型大王花赫然在望,它悬挂在泥壁上,比我过去见过的任何一朵都来得大。

吉兰丹大王花(R.kelantanensis(Gan))。

这里是苍林先生予2010年设立的“大王花圣地”,但在从前,它远非这副光景。

有一份马共回忆录提及,在霹雳河、吉兰丹河、彭亨河共同发源处的主干山脉分水岭间,抗日战争前有一位英国籍的人类学家,土著人称他为“端嫩”(Tuan Noone),曾在大森林土著棚寨间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目的是研究土著的历史、社会、经济等,他有一个土著随从“阿央”跟随多年,遍所有棚寨,认识了各个部落的首领们。

徒步之旅的最后一天,人人引颈长盼大王花。

阿沙兄弟助运输

抗日战争期间,马共霹雳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就是通过这位“阿央”的协助,顺利的展开大森林里的土著群众工作。这位“端嫩”当然就是传奇学者伦里氏 H.D.Noone了(详见拙作《马来半岛登山史》),而土著则是先奴依人地苗族。

当时一般人称原住民为沙盖或山番,而马共认为这些都是贬称,逐呼他们为“阿沙兄弟”。

1948年6月,马共第十二支队三百多人从霹雳州务边山出发,欲通过金马仑三十六碑翻越主干山脉往吉兰丹布劳(牙叻顶Sungei Gales)挺进及建立新据点,途中就获得“阿沙兄弟”的帮助运输,后来行迹败露而后撤和丰。

在1948年至1960的年马来半岛,处于紧急法令之下,为应付职工运动和共产党,殖民地政府军人数膨胀至空前的40万人水平。1950年3月,曾在大战时期任缅甸作战总指挥的伯利斯中将(Harold Briggs)制订了“新村政策”,打算把所有乡村居民关进集中营,以切断游击队的粮食及情报供应线。到了1952年,全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口(40万人)住在有刺围篱内,原住民村落也不能幸免。

大王花的蕾球。

冲击性对抗例子

于是许多原住民和华人一样,被英殖民地政府集中在扣留营式的集中村内,结果某些原住民因适应不了拘束的环境而相继病倒,甚至死亡,有些则逃到更深远的内陆去。然而原住民也并非逆来顺受,这里就有一个极具冲击性的对抗例子。

北部茫茫林莽的主干山脉,不虞是原住民们世代繁衍的疆土,同时也是马共游击队极好的藏身之处。

50年代,金马仑以东吉兰丹地区的先奴依地苗人,就因同情马共而对其接济(马共称其族为“阿沙族”Asal即原住民),被英军视为心腹之患,逐计划对该地区进行围剿。

1954年,英军开始将集中村政策扩展至吉兰丹地苗人村落,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剿共桥头堡,即是以指挥官布洛克的名字命名的“布洛集中区”(PosBrooke),接着着手将邻近山区的原住民——也就是地苗人们都赶到这集中区居留,以坚壁清野的策略断绝马共的后援。然而,地苗人英雄领袖邦桂(Bangoi)却率众反抗,令英军大感头痛。

然而,乌合之众的原住民虽然士气高昂,却哪能是现代英军的对手?在英军策略性的扫荡山林,将部落群各个击破,虽然每个区的村子都负隅顽抗,无奈仍通通败北。英军告捷后即软硬兼施,供粮奉物,地苗人纷纷就范,被收服后即被迁往布洛集中区,地苗战士屡屡败退,甚至连邦桂的儿子也被擒获,局势江河日下,最后到了只剩下邦桂一人手持吹筒箭孤身对抗英军的地步。

实在无法对周围的残山剩水视若无睹。

支持力荡然无存

然而邦桂借山林的隐蔽打游击,顽抗达一年之久。12月23日,英军说服邦桂的两个儿子出面劝降,并以直升机播放劝降录音带盘旋与山林间,最终邦桂才放下武器。此事细节,可参阅《森林护士 Jungle Nurse-Pamela Goald Sbuny》一书。

至此,马共在森林里的支持力量荡然无存,从此难以为继。坚持在最后才投降的英雄邦桂,获得的奖赏是被送到吉隆坡去旅游,同时也被当作战利品般被展览。

数十年后的今天,集中区不复存在,地苗人们也恢复原有的散居状态,而这“布洛集中区”(PosBrooke),也即是现在的布诺河(S.Brook)流域,如今苍林先生所拟定的“地苗族大王花圣地”(Rafflesia Sanctum),完整的就是这个“布诺区域”。(完)

四周漫山遍野,几乎都是非法菜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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