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两篇谈到新成立的经济行动理事会来应对本地经济不景时，我直率地强调该理事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明确地厘定政府必须要在本地经济领域里逐渐地、但有政治决心地“离场”，以便被普遍认为更具有经济创新活力的本地以至外来的私人界，得以更大程度地在有良性竞争的、崇尚绩效的营商环境下，大力发展本地经济实为无限的潜能。

唯以上这个政治经济论述里，其实有许多关键字眼（或谓先决条件），必须得以清楚地诠释与实践，方能成为开启本地经济腾飞的钥匙。

先谈政治决心这个要点。

我国号称是个资本主义为社会经济运作基础的国度，但如之前所述，本地整体政治经济多年来在特别是联邦政府强势主导的阴影下，其实充斥了社会主义中央规划的元素，如每五年一度的所谓《大马计划》即为一例。

政府无需干预经济

是时候我们有必要走回现代资本主义的“正路”了。

当代的“正统”资本主义，其实是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践，即整体上的经济动力还是依靠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只市场上“无形的手”，即约略可形容为各路（但主要是私人界而非来自公家的）经济参与者本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来相互交手而体现出来的经济成果。

在如此“龙蛇混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古典经济学认为，政府的角色纯粹只是维持基本的市场秩序，即扮演着如防止诈欺、垄断、侵权等经济恶行，就好像球赛里球证的监管角色。

但在约一百年前，美国经历了延绵多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主流经济学家们基于哀鸿遍地的社会经济现实而开始有了思维的转变。

彼等发展出一套扩大政府在经济振兴方面角色的经济学，即政府除了当球证外，还可巧妙地运用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调整经济增长的起落。

因为这套在当时还算新颖的经济学理论，主要还是建基于古典经济学里政府不正式“入场”经济市场的原则，故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财政政策调节经济

所谓财政政策，其实就是承认政府的收入（主要通过税收）与支出（主要用来支付薪酬与国家发展所需），一般上都占整体国民经济里的显著比例，所以政府只要通过调整其自身的收支平衡，即可在整体国民经济里达至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政府决定提高税收，那么商家一方面就因必须缴更多的税而缺少了可动用的资金来扩展生意、另一方面也失去了为谋更大利益而开拓商机的决心，整体经济成长也就会被降温下来。

反之如政府决定减税，那么商家就可保留更多的盈利来扩展生意，也会更有谋取利益最大化的决心来开拓商机，所以整体经济也就更能活了起来。

但在这里必须暂时打住来再次强调，这新古典经济学里的财政政策论述，即便只是在政府收入多寡这头，也还是强调私人界在市场经济里不可或缺的主导角色。

下回续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