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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电影】《酷寒杀手》
狂爸复仇雪恨

酷寒杀手Cold Pursuit(2月21日上映)

地表最强老爸利安尼逊重拾枪火即刻开战,片中为子复仇的他,因私人恩怨演变成江湖大屠杀,加上杀手与警察介入事件,这场荒诞悲剧如何结局?

地表最强老爸利安尼逊重拾枪火即刻开战,片中为子复仇的他,因私人恩怨演变成江湖大屠杀。

本片是是挪威导演汉斯彼得穆兰(Hans Petter Moland)重拍2014年个人旧作《In Order of Disappearance》,同年入选第64届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虽然未能赢得最高荣誉金熊奖,却因开创新暴力美学风格,获得监制米高沙姆堡(Michael Shamberg)青睐,购下版权并力邀他拍摄一个全新好莱坞版本,并加入黑色幽默元素,变成一出荒诞又暴力的动作喜剧。



黑帮分子逐一被杀,小镇警方疲于奔命。

汉斯彼得穆兰当时会想拍这部片,是来自本身被霸凌的怨念:“我从小就喜欢报仇,只要有人欺负我,我就会反击。”导演认为,复仇是人类非常原始的直觉,尽管没有达到报仇目的,也能享受到乐趣。

扮演夫妻的利安尼逊(右)和萝拉甸(左),丧子导致家变,二人渐行渐远。

现年66岁的“地表最强老爸”利安尼逊(Liam Neeson)这次任务并非救被绑架的孩子,而是为误遭毒枭杀死的儿子报仇雪恨,因此电影将集中描写他经历丧子之痛,誓要为子讨回公道的悲愤心情。片中饰演铲雪车司机尼尔斯的利安尼逊,原本生于黑道家庭,父兄均是江湖人物,年轻时代的他亦曾染指罪恶,最终选择平淡生活,跟扮演其妻嘉丝的女星萝拉甸(Laura Dern)隐居滑雪小镇,与21岁儿子佳奥关系亦算融洽,直至后者无辜被杀,利安尼逊要凶手血债血偿。

利安尼逊的角色善于打猎,以长枪作远距离杀敌,当然难不倒他。

私人恩怨变黑帮仇杀

汤贝特曼(左)扮演毒枭,误杀利安尼逊(右)的儿子,复仇故事由此展开。

有外国影评人把《酷寒杀手》跟高安兄弟(Coen brothers)自编自导《冰血暴·Fargo》相提并论,除了场景相似,戏中营造的荒谬感亦类同。当利安尼逊得悉汤贝特曼(Tom Bateman)饰演毒枭维京是凶杀案主谋,随即制定复仇策略,先杀死维京手下,然后绑架其子,最后才追杀大佬。不过,维京却误以为手下之死,乃敌对势力印弟安帮派所为,于是由私人恩怨演变成黑帮仇杀,江湖掀起腥风血雨。

利安尼逊为报子仇,逐一击杀毒枭手下,令到人人自危。

导演汉斯莫兰在剧本中刻意加入印弟安人角色,并邀请加拿大著名民谣歌手汤杰逊(Tom Jackson)扮演印弟安帮派大哥白牛。他被视为“生番”,也是维京眼中的外来侵略者,事实却是印弟安人才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从这个有趣的设定可以反映,导演拍动作片绝非“为打而打”,而是有所隐喻。



加拿大演员兼民谣歌手汤杰逊扮演印弟安帮派大哥,虽然戏分不多,但演出抢镜。

酷寒杀手 Cold Pursuit(2月21日上映)
故事简介:铲雪车司机尼尔斯刚获荣誉市民表扬,却接到儿子吸毒致死的讯息,他坚信儿子清白,便开始追查,赫然发现幕后有黑道组织操刀,他获得黑道凶嫌名单,并依姓名顺序送凶手上断头台。冰天雪地中,黑道们一个个死于非命,尼尔的复仇行为让毒枭跟帮派,以为是双方在找麻烦,进而引发两个帮派大火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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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余

他们即我们,无人是他者—— 从跳飞机简谈移工处境/心然

仍记得那个烟霾密布的下午,出席台湾纪录片《九枪》电影观赏会,观后心里的烟雾比外面的烟霾更浓阴……不久后出席另一场纪录片《跳飞机》电影观赏会。恰巧两部影片皆涉及外籍工人(外劳)的议题,这勾起我早年跳飞机的岁月……

台湾纪录片《九枪》导演为蔡崇隆,该片去年荣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内容讲述2017年台湾移工阮国非(台湾称“外劳”为“移工”)被警察开9枪打死的事件。

24岁的阮国非于2013年到台湾工作,因遭剥削,两年后脱离原雇主成为“黑工”, 过后遭警察追捕时遭警员连开9枪,因延迟送院导致失血过多死亡,该事件在台湾引起轰动……令观众震撼的是,导演通过警车监视器完整展示了警察枪伤阮国非的过程。

当时阮国非全身赤裸手无寸铁,但该陈姓警员却连开9枪,并且一众警员对他的态度仿如对待动物,非常不人道。

其实我挺后悔观看了部分枪杀的画面,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如此被夺走,心里极不舒服,导致连续几个晚上都被该画面所干扰。

导演通过线上交流表示,他拍该片并非刻意去控诉开枪的警员,而是想通过这个悲剧显示台湾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台湾基层警员用枪训练不足,以及台湾社会长期对移工的漠视及恐惧,才导致悲剧发生。

另一部纪录短片《跳飞机》,导演为李慈恩,来自马来西亚,这是她在台湾求学的首部纪录片,该片获2022年新北市学生影像新星奖最佳纪录片,也入围台湾 2023年金穗奖。

短片讲述了她与跳飞机父亲的疏离关系,父亲对她而言即亲密也疏远。她通过影像由父亲朋友与母亲的口述中,去拼凑父亲的图像。

令我惊讶的是,出席的观众蛮多是年轻人,当中有些父母曾经或现仍在国外工作。讨论相当热烈,感受到“跳飞机”,对亲子关系的确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外劳汇聚地练“同理心”

1988年,我展开了自身的“跳飞机”旅程——先去台湾,后再到日本。台湾较易适应,因语言文化相近,只是打两份工倍感疲倦,另因性格过于感性易涌现孤独失落的乡愁。

去日本是通过本地仲介,对方表示是在东京某现代化设备的豆腐厂工作,无需过重的体力活,但到达后发现“货不对办”,其实是东京市郊偏远的家庭式豆腐厂,宿舍是临时搭建的木寮,卫生设备很差,并需大量的体力劳作。我做了一天就全身酸痛不堪,知道无法胜任,于是第二天就私自离开。

在东京流荡了几天后,幸运遇到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同乡介绍了一份餐馆工作。老板是韩国华人,由于知道我身分非法,以低于市场一半的薪水雇用我。我做了两星期后,在某印度餐馆找到待遇合理的工作就辞职。当时老板威胁说不付薪水,不过最后还是付薪。

我仍记得每回早上坐地铁上班,总感觉有些怪异的眼神不时瞄过来,那刻我体验到被“歧视”的感觉。但这些体验对我而言是好的。

回国后不久,我所居住的半山芭也慢慢成为外籍工人与难民汇聚的社区,是一个让我练习“同理心”的好场所。

感恩承担艰险工作

记得有回与同事聊天,她表示星期天期很怕下吉隆坡,因都是外籍工人聚集,很有压力,觉得不安全。

我想起以前在日本工作休假都会往新宿跑,因那是各国外籍工人聚集的地方,容易找到同乡聊天。我告诉她外籍工人平时工作辛苦,假期出门相聚是正常且合理的事情,并且他们对我国的基础建设做出很大的贡献。

我记得有回路过某处,目睹几位外籍工人正浸泡在臭气熏天的沟渠里做清理工作。我心里当下升起一份感恩之情,这些在我们眼中不受重视的外籍工人,承接了许多国人不愿担任的艰苦险工作。

人对陌生的族群总充满恐惧与想像,视他们为“外来者”或“他者”。唯有我们明白每个人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所有人都是“生命共同体”,如此偏见与歧视才会慢慢减弱,“同理心”才会慢慢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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