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表于1954年的那篇著名文章《无限劳动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日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亚瑟·刘易斯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要理解这样一个过程：一个经济体之前的储蓄与投资只占国民总收入的4%、5%，甚至更少。

但是后来，这个经济体的自愿储蓄率占到了其国民收入的12%、15%，甚至更多。

刘易斯认为，这个变化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快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知识与资本技能）。

刘易斯的见解与中国近几十年来以投资为主导的快速增长密切相关。但中国的增长基于过多的国民储蓄，而且这种储蓄率之高是刘易斯

所不能想象的。现在这种高储蓄的发展模式已经愈发变得不平衡，风险似乎也越来越大。与刘易斯描述的过程恰恰相反，中国现在必须要想方设法降低储蓄率，转型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依靠其庞大的国内消费规模来发展经济。

这将是一次重大转变。三、四十年以来，中国一直依靠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来维持经济的快速发展。

过度保护结构失衡

与日本和其他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一样，中国成功地将国内的高储蓄用于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投资。而且随着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从农业向出口部门流动，中国的储蓄率持续增加。

与日本和其他东亚快速增长的小经济体一样，在制造业出口蓬勃发展的同时，包括电信和金融在内的国内服务和非贸易部门在中国受到高度保护和抑制，而且这种保护常常是一种过度保护。

这种结构性不平衡的战略使劳动收入和国内消费占GDP的份额相对较低。这导致中国出现贸易顺差，尤其是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这也使得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发生的风险上升。

经济发展方向错误

15年前，美国和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开始要求中国减少贸易顺差。在这种压力之下，中国被迫大幅扩大国内基础设施和住房投资支出，并且让人民币升值，这使得中国的出口变得更加昂贵。

结果，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下降，从10年前占GDP的约10%，到现在的接近平衡状态。

但中国为这种再平衡调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增有助于消化过度储蓄，但过多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导致宏观经济波动，以及“刀刃上”的脆弱增长，这就是正在发生的现象。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在不健康的增长轨道上惊险前进。从那以后，中国经济进一步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信贷的加速扩张推动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并导致房地产市场创历史新高。

经过十多年持续不断增加国内投资，中国现在面临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的加速恶化。

信贷风险限制投资增长

由于生产力的恶化，GDP增长正在放缓，并且几乎肯定不会回到以前的水平。更糟糕的是，中国已经积累了巨大的宏观和信贷风险，这将限制未来投资增长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近几十年来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已经走不通了。正确的发展方式是降低中国的过度储蓄。

日本未能采取类似措施，导致其资产价格泡沫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崩溃。然而，即使是现在，中国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减少过度储蓄的紧迫性，尽管降低储蓄对中国的长期增长至关重要。

中国需要将其发展模式的重点从出口转移到13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这就需要中国向外国和国内个人投资者开放服务和非贸易部门以扩大供应。

这些部门已被压制和保护数十年，其生产率仍然相对较低。但中国在电信、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教育、娱乐、金融和保险领域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转靠内需可赢贸易战

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已经释放的巨大购买力已表明，让这些行业实现自由化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样做会大大提高生产率，因为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足以容纳一个行业的众多竞争对手。

而这又会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以弥补因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结构性转变而造成的失业。

更重要的是，开放国内以市场为基础的非贸易部门将有助于催生巨大的消费需求并抑制过度储蓄，从而有助于提高投资回报率。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几十年来，它成功地采用了小型东亚经济体的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而作为一个巨大国家的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但随着这种不平衡模式的风险越来越明显，中国必须要更多地依赖其超过十亿人的国内市场需求来实现增长，更少地依赖其出口的工业产能。这是管理国民储蓄的明智方式，也是赢得与美国任何一场贸易战的关键。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www.project-syndicat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