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广泛的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上，西方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一场未经宣战的争斗。

中国想要通过其新的网络平台和技术控制发展中国家，从而决定数字经济的管理规则和程序。这构成了对互联网自由和开放社会本身的威胁。

去年我仍然认为，应使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全球治理机构，但此后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改变了我的观点。

我现在认为，美国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国，而不是与全世界发动贸易战；不应将中兴通讯和华为轻易放过，而是需要严厉打击。

如果这些公司在5G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将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

令人遗憾的是，特朗普总统似乎正在采取不同的做法：向中国做出让步但宣称胜利，同时重新攻击美国的盟友。

这可能会破坏旨在遏制中国的滥用和过度行为的政策目标。

最后，让我总结一下我要传达的信息。

我关键要说明的是，专制政权与信息技术垄断的结合，会赋予专制政权内在具有的相对开放社会的优势。

控制手段致命威胁

控制手段是专制政权手中的有效工具，但它们对开放社会构成致命威胁。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但却是最富有、最强大、和技术上最发达的独裁政权。

这使习近平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

这也是为什么将习近平的政策与中国人民的愿望区分开来是如此重要。

社会信用体系如果开始运作，将使习近平能够完全控制其人民。

正因为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须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尤其是商界和愿秉承儒家传统的政治精英们。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相信开放社会的人只能被动旁观。

一方面，不断变化着的冷战确实有危险，可能会变成一场炙手可热的战争。

另一方面，如果习近平和特朗普不再执政，那么两个网络超级大国之间将有机会发展更多的合作。

设想类似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 “联合国条约”之类的文件是有可能的。

这将是当前美中循环冲突的适当结局。

它将重新建立国际合作，并使开放社会能够蓬勃发展。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